之后，李又常、潘芳、雪苇诸人发言，将大会推向gāo cháo，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载：
雪苇诸同志的发言，向大会提供许多材料，使大家知道王实味过去曾与托派有过关系，思想上中毒很深，到现在，他还常说；“斯大林人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大革命的失败，共产际应负责任”；“苏联对于李诺维也夫叛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
这里有些问题是王实味平日与雪苇经常争论的，在争论中王实味还同意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中关于否认无产阶级文学的观点，认为“左联”提出“普罗文学”是错误的。自然两人观点相左。雪苇曾将这些先后告知中央研究院秘书长徐建生和委书记李言。他大概没有料到领导安排他的这次揭发具有的“引爆”作用。后来，他在分组会上说：“王实味的托派思想是毫无疑问存在的，但要上升为政治问题，即组织行动、特务活动问题，还材料不足。”这种意见，自然不受欢迎。
王实味既然与“托派”绑在一起，他的错误与一般偏向的区别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得到了统一。
6月2日上午，王实味提出退要求，6月3日晚间有几位同志找王实味谈话，为着继续“挽救”他。
6月4日，大会继续进行。
中央政治研究室和文抗来旁听的人很多，大礼堂的窗台上坐满了人，开会的铃声响后，几百双眼睛发出来的视线，射在从左大门走进来的王实味身上，温济泽《斗争日记》载：
在李宇超和潘芳两个同志发言之后，轮到王实味发言了，他低沉地说：“……我郑重地严肃地撤销我前天在变态心理下对委提出来的要求……是我所尊敬的几个朋友的‘爱’感动了我。”
“你的政治生命是由朋友底‘爱’决定的么？”一个同志向他提出质问。
我今天认为超阶级的‘爱’和‘恨’是不存在的了……”他接着说：“刚才李宇超同志说我是托派，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过去根本不知道政治（？）……你们看我在《中文化》上写的关于民族形式的文章，就可以知道我底统一战线的立场站得很稳，……哪里有托派思想？”
“你不应该说谎！你是常和我谈到托派问题的，你现在还认为苏联有托派，说苏联的托派不是法西斯匪帮的走狗，而是反法西斯的。”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我说过的话我一定承认。是的，我说过：我对托派进行小组活动、反对斯大林，是很痛恨的。现在看到他们与苏共团结在一起反对法西斯（？），我又很感动。”
“你根据什么事实说苏联还有托匪？说托匪是反法西斯的？”又是一个质问。
“你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又一个同志起来质问。
在王实味接下去的发言中，他承认他在1929年，开始与托派来往，替托派翻译过“列宁遗嘱”，“托洛茨基自传”两章……直到1936年，他还与托匪陈清晨通过信。而且直到今天，他对陈清晨，王文元（王凡西）等托匪分子仍念念不忘，仍觉得他们底“人”是好的。
大家对他这种毫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和公开宣传托匪理论的行为，非常愤怒，要求他明确答复问题。
“你为什么说苏联清时，斯大林同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种话是你以前说过的。”一个同志起来问。
“我认为苏联清时，有好些人是可以从敌人争取为同志的。斯大林的格太粗暴了。”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污蔑，又激起全场的义愤。
“你和托派的关系，在一到延安时，为什么不立刻忠实地向汇报呢？”
“我初到延安，觉得到受人歧视，……我一直到四o年，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批评陈伯达，和他论争，他骂我是第二际机会主义的意见，假如他再骂我是第四际（托派组织——引者注），那还了得么？为着站稳脚跟，我才把我与托派的关系报告组织部。”说过这里，他大骂“陈伯达是宗派主义”，主席团制止他发言。
王实味表示他仍然“保留”他原来的托派观点。
休会时，温济泽和王实味一同出来，王实味对他说：“我的错误，只有我自己能清算，别的人，不论哲学学得怎样好，也不会弄清楚的。”下午，王实味没有出席大会。会后，大会公推三个代表去和他谈话。但是，从此之后，王实味再也没有出席任何形式的会议。
6月8日，从早晨七点多钟就不断地像般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大会只能在场召开。
李又然和雪苇在大会上首先发言，他们较系统地叙述了王实味的托派思想，王实味与托派的历史关系，王实味对的错误看法，对整风运动的错误了解，及王实味在整风运动中的活动等等。
接着有些同志提供了一些新材料，主要是关于王实味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为人表现。
在6月4日的大会上，王实味大骂陈伯达时，陈伯达就坐在会场中，陈伯达自然不会容忍，晚上回来就开始准备书面发言材料。
6月9日，陈伯达在会上做了一次极其“精彩”的发言。
他在发言中说，王实味发表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章后，自己写了一篇《写在王实味同志“文艺的民族形式短论”之后》的文章，王实味看后十分激动，就竭力活动去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大概是因为王实味“作贼心虚”，他的“原文或许是无意的泄露了他的托派思想的狐狸尾巴，或许是有意的要在文艺问题的形式掩盖下偷运托派的思想。”陈伯达当时没有发表的文章后来删改后以原题在《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上刊出。今天我们实在读不出陈伯达在王实味关于民族形式讨论这一学术论争中“发现”的托派思想在哪里。
紧接着，艾青发言：“王实味的文章充满着森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文章风格是卑下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
第二天，大会继续进行，下午，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及工作人员支部，及政治研究室全人……
[续楚汉狂人王实味上一小节]员一致要求开除王实味籍，主席团决定，交院委办理。
6月11日，丁玲在大会上发言。
在批评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之后，丁玲沉痛地反省：“在整顿三风中，我学习得不够好，但我已开始有点恍然大悟，我把过去很多想不通的问题渐渐想明白了，大有回头是岸的感觉。我知道，这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快。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呢。”然而，提到王实味，丁玲则严厉倍加，她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且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的思想和反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
她提出要“打落狗”，并且认为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暗”，总之，“是破坏革命的流氓。”
接着，罗迈做了总结发言。
“王实味是什么人，根据同志们在座谈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说明他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说王实味“态度活像一个流氓，在‘耍死狗’，对于王实味我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现在是他严重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了，他愿不愿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要看他自己。”
范文澜发言“完全同意”罗迈的意见，只是他“补充”说：
“王实味反革命反的思想和活动，委早已知道了，不过我们对王实味始终抱着‘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精神，”，“可是王实味不了解我们的这种精神，始终不诚意揭发自己的错误，多方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我们助长了他的错误”，范说到此，引来会场上一阵笑声，然后他问道：“你们看这个人混蛋不混蛋？我们用尽了苦心去挽救，希望把他从茅坑里救出来，可是他却想把我们拉到茅坑里去。”
至此，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斗争大会结束，整风进入风总结阶段。
从毛泽东谈话说王实味是托派到批判王实味大会结束确定王实味系托派分子，但是关于“托派”三个层次意义即思想上的托派影响、政治上的托派活动和组织上的托派关系似乎没有人去明确地区分。
雪苇在揭发王实味后对上升到组织提出异义，引起领导的不悦；就是在陈伯达6月9日大会发言中无中生有地说王实味曾交代自己参加过托派组织后，还有人提出反对意见：“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自然当场遭到六七人的不容争辩的驳斥。
看来，确定王实味组织上是否有托派关系并不需要任何真凭实据了。
对王实味的斗争批判仍在不断扩大、升级。
6月15日至18日，延安文艺界四十余人在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座谈会，丁玲、周扬等为主席团，会议上作家们一致表示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愤恨，一致认为托派王实味是政治上的敌人，同时也是文艺界的敌人。大会由丁玲作总结，并向文艺理事会提出开除王实味会籍，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会后，文抗理事会即召开会议，开除王实味会籍。6月22日，边区文协及所属文化团在文协俱乐部召开讨论会，出版整风壁报“关于托派王实味”的专号。
王实味在文艺界的影响的肃整应当是以周扬在7月28日、29日《解放日报》连载的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为总结。这篇毛泽东当时审阅过的长文至今读来仍能看作是如何将学术问题上升转换到政治高度的范本。洋洋洒洒万余言，除了像“人”筹许多问题上的糊涂认识外，在对王实味的批判和辩驳中断章取义、偷换概念、以偏概全、曲解原义的毛病比比皆是。
同时，已手王实味问题的康生，并不满足王实味一项“托派分子”的帽子，他又开始罗织新的罪名。
七八月间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展开对成全、王里夫妇的斗争，九十月间在中央研究院开展对潘芳、宗铮夫妇的斗争，当时称为“七十二天”大会，最后把四人与王实味一起打成“五人反集团”。
其实，这五人关系极为粗疏。因为王里与宗铮是复旦大学校友，在延安相见自然有些往来。1936年初，王里在南京的堂嫂曹孟君曾向他介绍过王实味，4月份，她到济南后，曾去拜望过王实味两次，现在王实味与宗铮、潘芳夫妇又是紧邻，所以五人才有些接触。
1942年10月23日，中央研究院委决定，由中宣部长凯丰签署，上报中央批准，王实味被开除籍。决定说王实味“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不同意这个决定。第二天，他突然不见了。院委四寻找，结果在中组部找到他。他正在哭诉自己没有参加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籍。又于26日交给组织一份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年至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向作过详细报告，确实没有参加托派组织。要求将开除籍的分改为停止籍半年。然而到月底，王实味问题正式定，罪名是：“反革命托派细分子，暗藏的民探子、特务、反五人集团成员。”年底，王实味被关押。
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初，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一般都制订了三年研究规划和半年或一年的执行计划。延安整风开始后，研究工作基本停滞，王实味所在的中文艺研究室就现在的材料和回忆资料来看，所做的研究工作很少。1943年5月，整风进入审干阶段，中央研究院改编为中央校第三部。
就在中央研究院改编之前，4月1日晚王实味在延安那场“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
王实味被捕后，毛泽东明确指出：“对王实味不要杀，中央社会部对王实味的审讯不再追究“特务”、“反集团成员”等莫须有的罪名，而只是在“托派”问题上动脑筋。据当时提审王实味的凌云回忆，第一次审讯是王实味被捕不久，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拘留所进行的。王实味进门后，对任何人不予理会，径直走到挂着列宁像的墙前，深深鞠了一躬。对王实味，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采用的逼、供、信等手段及酷刑都没采用过。提审常常变成王实味一人在那里大发宏论。
作为提审人与材料汇总人，凌云记得王实味自己承认参加过托派组织，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过的叶成章也记得王实味的千部履历表中填有“参加托派组织”字样。但这些材料在中央撤离延安时被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