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毁；凌云也不否认这有王实味出于对审讯不耐烦而顺口乱认的可能。
岁月如流。
与……
[续楚汉狂人王实味上一小节]王实味一同逮捕的二百多人在此后的甄别平反中不断离开，而他仍关押在中央社会部。
1943年夏末，包括爱泼斯坦在内的中外记者团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曾请求会见王实味。负责接待工作的王震应允，几周后，王实味就被带至记者们面前。他只是在记者面前反复承认自己是个“托派”。
不久，民利用王实味案在西安精心策划了一场“追悼活人”的闹剧。他们组织追悼会，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王实味等”。次年五六月，又一个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当时在民中宣部任职的北大毕业生杨西昆随团访问，于是范文澜任会长的“北大同学会”邀请杨西昆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共有二十人参加，当介绍到王实味时，杨西昆大吃一惊。王实味当场发表即席演说，大意是说，他在延安犯了错误，但生活得很好，而西安却说他被迫害致死了。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要是他的友知道了，该有多么焦急难过？由于民的封锁，他与家人都无法通信。因此希望杨同学回去，利用工作方便，帮助说明他的真相，他将十分感激。
当时参加记者团的《新民报》记者赵超构也会见过王实味：
有一天下午，交际通知我和民公报记者，请我们到文协晚餐，到那边的时候，有一个瘦长的男人和丁玲一同出迎，介绍过来，才知道就是王实味。这种意外的会见，颇使我一时失措，因为我想不出适当的话来和他交谈。谈《野百合花》吧，我深恐有伤他的自尊心，可是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王实味却先开口谈起他自己的事情来了。谈话的神情完全像演讲，时刻舞着手势以加强他的语气，说到他过去的“错误”，他的表情严肃到可怕。有时，竟是声俱厉的。谈话继续了一小时之久，我好几次打断他的话头，因为我觉得这种话在说者与听者两方面都会感到不舒服。最后我们才慢慢谈到文艺上去。我试提他过去翻译的几本小说，他似乎稍微发生了一点兴趣，但当我劝他回到文艺岗位来，再从事翻译工作的时候，他的情绪忽然又冲动起来，坚决地说：“不，我现在正对政治发生兴趣，以后还是要参加政治工作的。”问到他最近的生活，据说还“在休养中”。据我的观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们会面的时候，也还是掩饰不了的。要说《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没有留下一点创伤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看出，王实味无论与民官员或记者会谈，内容都是早已安排好了的。
王实味身患肺病有年，在近四年的囚禁生活中，他确实没有像其他犯人那样养猪、种菜、纺线、进行劳动改造，或许他对赵超构所言的“在休养中”也是实情。然而他不断诉说自己“不是托派，不是特务”，但是在四十年代谈托变的延安，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一手定案，翻案谈何容易。
1946年，对王实味重新审查的结论仍是：“反革命托派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拉开序幕。“托派分子”王实味没有遇到特赦的幸运，他也得离开延安，与中央机关一起向黄河以北撤退。
春寒料峭。春的讯息还没到来，满树黄叶飘飞，满地枯草焦黄。谁也料想不到王实味这一程竟是踏向死亡的人生隧道。
4月16日，王实味与两名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一道到达了目的地——设在兴县城郊的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
到看守所后，押送人员告知王实味是中央社会部的犯人，随后又留下一份1946年关于王实味的甄别材料、一份王实味在押送途中的表现记录情况就走了。
晚上，收押登记时，王实味对看守所的工作人员说：“我是犯了错误，我犯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员的修养》上的二、五条，即不能拥护真理和容忍、委屈求全，所以改名王二五。但，我决不是托派。”
当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里是看守所时，王实味仍侃侃而谈，他说：
“我向记者承认自己是托派，是被迫的，是自我牺牲。”
对王实味这些言论，看守所的工作人员找他谈过两次话，要他好好改造，不要翻案。之后，王实味又写出材料，承认自己的托派问题，他还写信给甘露和谭政文等，要求工作。
不久，民军队进一步进逼。作为晋绥根据地中心的兴县地区遭到轰炸。
6月12日，王实味所在的看守所遭到炮弹袭击，看守所需要转移。晋绥公安总局于次日给中央社会部写了一份报告，请示对王实味的置办法。这份写给中央社会部的报告，根据中央社会部押送人员此前的交待及王实味的表现，提出请示；
我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对王实味究应如何置，望速来信告知！
报告被快速送往距兴县六十公里的临县中央社会部驻地，很快被批回，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
次日，审讯科将执行情况向总局作了汇报，同日，晋绥公安总局也向上级作了一份书面报告，其中写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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