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家开始兴建大型营企业，共产要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56年还是57年，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调干班学习。毕业后，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对内代号232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特兴奋。79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232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师。他们都记得我，说我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在这个新的，令她兴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落到底，被发配到热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人自……
[续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一小节]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任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理了。我的记忆中，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的工厂探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1950年在长沙出生的，1952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里的气氛，因为爸爸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来都是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前，双目紧闭。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爸，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50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吵架。
爸爸在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是独子，17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为了找，1937年5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生死不知。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1949年长沙解放当夜，父突然出现在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象一般母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面前，请求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两个月后到长沙，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下跪，是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1905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初年的会议员，1922年就去世了。回到平江老家，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1959年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便回到长沙跟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知道我绝不会让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安排在招待所。大骂儿子不孝，不许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我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1979年爸爸平反，又要跟儿子，两个姑姑商议着把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一生住一住儿子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1977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都是灌输的故事，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1980年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陆军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正好相反。大义灭，"不阶级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50年代在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民政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电系统被打成右派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眼见过爸爸对有些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的那张冷脸。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倾，建初期，就专用民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我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犯病了。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葯。
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满脸是血的拿着葯进了家门，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就叫狗吃了！"这话我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1991年到了美，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25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
[续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一小节]。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可我记着那一脸的血。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9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失去了发泄的对象，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3岁就说打死。你和李锐一个样。"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3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当的记3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只要听到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说我从不叫她。
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大多是所谓有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葯，总想着那些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厖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生气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上，听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是最革命的，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
再说人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我就写日记，把对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发现我的日记，我到藏。有一次，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的看法了。可是这点自由吐苦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育。初一的暑假，趁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第一名。可是一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让我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比赛，选拔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旦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大概看出有什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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