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世纪老人病重谢世了。他生于1901年，名字叫杨堃。
当我第二次踏访杨家时，门上的遗像和他儿子的叙述告诉了我。
作为一个采访者，我不无深深遗憾。不仅因为杨堃是20年代的留法博士，中著名的民族学、民俗学专家，还因他是中第一对“博士夫妻”的男主角，而女主角张若名早已于1958年离开了人世。她曾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觉悟社”的创始人之一，又与周恩来一道登船赴法勤工俭学，一生经历传奇。
当我仔细翻看了杨堃、张若名的生平资料后，不禁伏案慨叹：他们的人生故事，已随女主人公张若名1958年的辞世沉默了几十年，而现在能让它又随男主人公杨堃的离世而永远地沉默下去吗?我似乎突然省悟到，应该把这一对“博士夫妻”，连同他们那本世纪不可多得的故事，完整清晰地留给读者，也留给下个世纪的记忆。
幼年张若名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五四”运动中成为革命的“急先锋”
从现在往上追溯69年，即是30年代的第一年：公元1930年。这一年，于20世纪中百年进程中，也许算不上最为举惊心、大荣大辱的年度。而在杨堃、张若名夫妇的人生履历中，这一年却显得异常重要，异常精彩夺目，是他们人生岁月的华彩乐章!请看以下的历史记载。
1930年5月30日，杨堃的博士论文《中家庭中的祖先崇拜》顺利通过答辩，得到高度评价。
1930年5月31日，杨堃与张若名在法里昂中法大学的礼堂内，举行结婚典礼，数十名中法师生友人前来祝贺。
1930年12月15日，张若名的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答辩通过。被评为中法大学最优秀成绩，荣获500法郎奖金。
1930年12月16日，杨、张夫妇登上火车，踏上了返回祖的归程。
用中的老话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人生两件大事情。而杨堃和张若名在1930年这一年中，同时完成了“立业”“成家”这两桩大事。并且马上返回祖，报效“母”。
本世纪初第一个金秋，杨堃诞生在河北邯郸大名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杨东生靠一手娴熟的中医长技行医治病，还做过大名县的公务员，杨堃是家中的独生子，大家族中排行第三。他自幼在村里读私塾，非常喜爱听村里的老年人讲故事，说书，特别是春节前后，外面天寒地冻，农活和读书都闲了下来，杨堃就到去听老人们讲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或废寝忘食地闷头读他最喜欢的民间文学和历史故事，农村里热烈红火的民间节庆、兴师动众的祭祖祭佛也都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这也许是他后来选择民俗学、社会学作为研究方向的初缘。
1913年，12岁的杨堃转入县第二高等小学，15岁入大名县“直隶第11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几乎年年荣获奖学金。
五四运动时期，杨堃也和爱同学一道，上街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杨堃，非常向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引导家走向进步的政治制度，渴望能自到西方学习。1920年初，他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保定直隶农业专门学校留法预备班，结业时，名列甲等第三名。
就在杨堃出生后第二天，与大名县相隔200多公里的保定清苑县温仁村一个富户人家，出生了一个女孩，她就是张若名。
若名出生不久，父张绍文又娶了第二房妻子，从此，生母的地位便一落千丈，备受歧视和虐待。常常是夜深人静时，若名从睡梦中惊醒，听到母在暗自哭泣。母的悲伤，深深刺痛了她幼小的心。她甚至打算长大后，“削发为尼”，永不依附男人，不受男人欺辱。
年幼的张若名在二伯父的支持下，来到天津上小学，1916年，她14岁时又考入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与邓颖超同为第十级学员。她发奋读书，立志将来一定要为妇女争口气!
就在张若名入学后的第3年，五四爱运动爆发了。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请愿遭到了镇压，天津的爱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张若名的同学郭隆真，首先在“女子师范”校内向同学们呼吁：“家兴亡，匹夫有责”，妇女应“不甘人后”，并迅速组织了“女界爱同志会”，郭隆真、邓颖超、张若名被选为该会评议委员，张若名后被推为评议部长。
张若名积极投身爱学生运动，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示威请愿，还组织讲演队、杂志社和妇女补习班，并多次奔波于京津之间，做了大量宣传联络、支援营救工作；她还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约”签字，要求惩办山东镇守使马良等请愿活动，并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共同组创了天津的联合团“觉悟社”出版刊物《觉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顽强和出的组织能力。
1919年11月，在福州居住的日本人开枪打死了我爱学生，造成“福州惨案”，天津学生联合会推举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学生，代表天津数千爱学生到直隶省公署内请愿，结果被警方拘捕并送进警察厅关押。
周恩来曾在他的《警厅拘留记》中，摘录了张若名日记中有关她自己和郭隆真在狱中情况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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