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我在机关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16岁，看着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锁住了。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麻烦、痛苦，从不再向她诉说一句，自己默默地顶住一接一的厄运。
后来我家被赶到一个大杂楼，我们住在一楼把角的两间屋。周围的男孩子知道只有一个女孩子守在这里，而且是狗崽子，把窗户的玻璃都打碎了。我用纸条一条条地贴好。邻居强迫我一个人交全楼道的电费，只因我家有电视和收音机。我当冲压工，在工厂出事故受伤，这些我从没告诉过，也不向任何人诉说。直到有一天，小姨从武汉来北京看病，来看我，看到了我居住环境的险恶，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跟机关说，要搬家。这样我从干校跟军管会交涉，我们从大杂楼搬到一个与另一家合住的单元里的一间7平米的小屋。五六个一同进厂的女学员帮我把东西搬到三楼。我自己象耗子一样，一件件地把东西拖进屋摆好。
但是这就成了我后来十几年挨骂生活的第一罪状。
我在这里住了很短的一段，就去了陕西的三线工厂。从干校回来，挤在……
[续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一小节]这么一间小屋，又根本不会和邻居相，可想而知心情有多恶劣。后来去陕西后，我每次回京探，大概只有一天的好脸，接着就是没完没了地因为房子骂我。就因为我自私，只顾自己，丢了原来的两间屋，一家人挤在这么个七平米的地方。然后就是你从小就坏，跟李锐一样。从来没问过我那些年是怎么过的。下放湖北干校，我一个人在北京要给她寄那没完没了的包裹，她的每件东西要在那家商店买，什么颜，什么牌子，在来信中都是严格规定的，我永远做不到一次就买对。邮局的规定也多，这么包不行，那么包也不行，常常一整个工休日都用在跑邮局上了。那时还要给在东北队的哥哥寄东西。还要惦记着住在留守，只有8岁的。工休日接她回家，给她作点好吃的，带她出去玩儿。
尽量让她感觉到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关心她。所有这些，从来没有提问过，她也从不问我在工厂作大型冲压工，只有1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对付那一分钟要抡17次的好几公斤的大钢板的。吃得怎样，安全怎样。
不过，我并不是这个家里唯一遭到虐待的。她的四个弟弟对她不说"人人有本血泪帐"吧，也至少都有一肚子的苦。
我的大舅(我的大弟)，用我爸的话，是个很有才华，非常能干的人-能得我爸如此评语的人是不多的。他一生在武汉长江航运局作会计师，一生贫困，郁郁不得志，50岁的壮年就得肺气肿去世了。他是四个弟中受我害最大的。快解放时，大舅和一个一起唱戏的戏友姑娘结婚了。
姑娘的父在武汉临解放前带着小老婆跑到台湾，留下大老婆跟着女儿、女婿。我比爸爸晚两个月南下，一进武汉，就领着我的两个年轻、崇拜共产，一心向往革命的姨斗争大舅。要他交代是如何帮助老丈人逃往台湾的，家里替他藏了那些财产。这真是子乌虚有的事，大舅当然不承认。为了表示革命干部不能包庇人，我一状告到舅舅的单位，单位来人抄了家，还给舅舅连降两级。文革期间更是被全家下放农村。我文革中到大舅全家所在的湖北烟墩去看他们。那里的，一块雪白的新毛巾放下去，立时就变的黑黑的了。据说因为池塘里的含油太多的原因。
瘦弱的小表弟们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来稍干净的饮用。既是这种，也要先用明矾漂过才能用。那几天我尝到了真正的情。舅舅，舅和几个小表弟，舅的(那个民军官的大老婆)都是那么好的人。舅舅跟我讲了好多他所知道的我爸爸的事儿。说我爸爸如何有才气。对，他没有任何的埋怨，只是说她太左了些。
多么善良的人！临去世前，大姨到医院去看他，告诉他我爸爸放出来了，我也回到了北京。他高兴极了，又问："悌忠呢？"意思是怕我情况好了，会象很多高干子弟一样丢了工人出身的患难丈夫。
我的小姨在跑日本时，小小年纪受了惊吓，得了心脏病。也是不到50岁就去世了。最后一次犯病，她写信告诉我，想借些钱再看看病，争取新的希望。当即寄了二百元钱。可是事过没几天，就又一封长信追过去，把小姨大骂一通。说她没有良心，范家的都没有良心，从来没有人关心过她，只跟她要钱。殊不知她的身也极糟，就因为给小姨寄钱，这个月没钱买补葯、买海参。小姨读了信，当下差点没气死，立即让儿子把钱寄了回去。几天后就咽气了。
的信在那本来就已很脆弱的生命上，踹了最后致命的一脚。小姨临死前，对大姨说："你们要有良心，我死后，绝对不许通知大。"
我的小舅5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校领导本准备送他去苏联留学。因为我既是小舅的监护人，又是老革命，就征求她的意见。结果我一句好话也没说，反说我舅舅思想比较落后，小资产阶级意识较浓，不适于出学习。断送了舅舅出深造的机会。
我大姨(我的大)是我南下时介绍参加工作的。80年代为了安抚大批退下来的干部，中央定了一个杠扛。凡是1949年10月1号前参加革命工作的，都按离休干部对待，享受100%的退休金和其他一些补贴。我却对我大姨说，她记得她是11月后参加的工作。幸好当年我姨参加工作填的表还保留在商业部的人事部门。管事儿的干部说，"这回她可害不了你了。"看来我害人的名声是够可以了。
在我们家遭罪最大的还要数老阿姨。阿姨原来跟着我姥姥做事，解放后被*枰奖本*爸爸去北大荒劳改后，有时发了疯地打几十页的电报去吵架离婚。她知道邮局是不会发这么长的电报的，自己不去，逼着家里的老阿姨一趟趟地跑。阿姨顶着盛夏正午的毒太阳，迈着一双小脚，往往一趟就要40多分钟。而且先要挨邮局人的训斥，后要遭我的谩骂，常常坐在屋里掉泪。我心里替阿姨愤愤地不平，可也不敢跟我讲理。我从干校回京后，阿姨已50多岁。
每晚只能在厨房用三张小方凳上搭块板子当，挤在灶台间睡觉。后来家里在前边的楼里的五层又分到别人家单元里的一间屋子，就让阿姨顿顿做好饭，端到那里给她吃。饭菜稍凉了些，就要骂人。我很庆幸后来能够帮助阿姨。1970我去陕西后，一年回家探，阿姨嘱我把她在我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在河南的侄女婿，让他们编个瞎话说家里出了事，无论如何要让阿姨回趟老家，阿姨这才得以身。后来我和先生正准备把阿姨接到陕西沟儿里(我所在的三线厂在山沟里，我们都这么叫)渡晚年时，我爸恰好解放了。
阿姨很高兴地来到了我爸家。爸爸1979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对她就象自己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
88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94年第一次回探，玉珍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但是她落了毛病，不能提我，一提就要失声痛哭。她受我的气和折磨实在是太多了。我这个最"革命"的人，对待阿姨却是绝对的资产阶级，而且是那种最坏的资产阶级大小。
我和彻底闹翻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我和先生，那时是我刚交的男朋友一起从陕西回京探，约好一起去动物园玩儿。没想到一早就听到了总理去世的消息。我们去商店买了黑布，裁成黑箍带在手臂上后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广场已降了半旗，可还没有什么人带黑纱，人们用诧异的眼神注意我们胳膊上的黑布。第二天带黑纱的人才……
[续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上一小节]渐渐多了起来。当晚回到家已经十点多了。
和住在前边的五层楼的那间屋，我和老阿姨住在原来的7平米小屋。我直接回到自己的住。老阿姨一直没有睡，在等着我。我一进门，就急急地对我说："你发了大脾气，你快点过去看看吧！"我提心吊胆地上了楼，一进门我就问我野到哪儿去了，还没容我开口，骂声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说我在总理逝世的时候和男朋友去玩儿，太不要脸。然后说悌忠的爷爷是伪保长，悌忠本人老巨滑，不是好东西。让我一定断掉这个关系，否则就和我断绝母女关系。说我在外面乱搞，和人家弄出孩子来，她也不管。这时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觉得她怎么可以这么污辱自己女儿的人格。就回了一句："你胡说八道！"这就更不得了了，她一下子歇斯底里大发，连声让我滚。躲在被子里"呜呜"地哭出声。我一路哭，一路走回自己的住。伤心地问阿姨："阿姨你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我生的？"这么些年，我真是越来越不信我是我的生母。觉得后也不会这么坏。当晚思前想后，下决心走自己的路，
该是从的影下走出来的时候了，否则一辈子都不会有自我。第二天一早，收拾了自己简单的行李，离开了家。自此，大概就回去了可数的几次，但是再也没有在家里住过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是1994年圣诞节，那是我离开大陆4年后第一次回探。跟则不止有4年没见了。出前，我没有去看她，那时正值"六。四"后，我的境微妙，又不了解她对"六。四"的态度，怕她再来个"向汇报"之类的，没去道别。那应是五年后第一次见面。事先哥哥帮我打了电话，证明愿意见我们，于是约好了时间。为防不测，嫂子和小侄女要跟我们一起去，被我一口回绝："你们来干什么？"我们已感到不大妙，可能会挨骂。哥哥说："骂，你就听着，别还嘴。"我带着女儿去了。一进家门，那久违了的黑沉，抑郁，死寂的感觉就一地压了过来。难怪大姨总说，去一次，回来要压抑好几天。多少日子心理的沉都去不掉。开了门，我心提到嗓子眼儿，不知这几年来的第一面会是什么样儿。"来了？进来吧。""忙忙(我女儿的小名)长这么大了，变得象个女孩子了，小时候完全是个男孩儿样。"我心里揣摩着，"行，开头还不错。"这四室一厅的单元我只来过可数的两三次。家具依然是早就认识的，到积满了灰尘，没有什么象样的东西。屋里唯一值钱的，大概就是那个当桌子儿的大金鱼缸架子了。还是50年代，爸爸从琉璃厂买来的。大金鱼让我淘气鼓捣死了。大鱼缸不记得命运如何。这个古古香，年深越久便越发亮的架子是文革中被扫地出门后，唯一没想卖的东西。普通家庭那时根本没有的三件套的沙发，大的才卖了4块钱，小的暂时寄放到戚家。电视机本想卖，可寄卖行只给4块钱，无异于抢，一赌气，又拉回来了。存了多年的一把象牙梳子，一个很精巧的景泰蓝钵子，现在是很难得看到那样的手工了，是我拿到琉利厂卖的。记得得了有20多块钱。
一套十二件的小瓷猫，人家说什么不要，说不是古董。我就是闹不懂，多可爱呀，不比梳子，钵子好？这是爸爸当年从展览会上买回的样品，后来满大街都卖这种小猫，可是绝没有我家这套这么逼真，这么精巧。直到现在我还常想起这套小猫，好象是抄家后不见了。
家里几大盒爸爸从苏联带回的幻灯片，破四旧都没舍得理，那时也不翼而飞了。其他家具我才知道都是公家的，如数还给了公家。我们整儿成了无产阶级！这个金鱼缸架子我们在上边搭了块板子当了饭桌。现在，它还是老样子，我就坐在它的旁边。说："自己倒吧。杯子赃，我也没精力洗，你自己洗洗。"杯子上确是盖着浮尘，我没洗，到了一杯凉开。坐在了那张老藤椅内。我很熟悉它，冬天总是被盖上各种棉垫。屋里没有沙发，剩下的是几张方木凳儿。与其说是保持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如说这屋到可见的凌乱，满屋没有一件使人感到有生气的物件，透着屋子的主人对生活那么地兴趣索然，只是凑合着活着。一种凄凉的感觉在我里涨着，眼睛只觉涩涩的。我从提兜里拿出带来的东西。一包西洋参，一套不粘锅炊具。我说："知道内也能买到西洋参，但听大姨说，常有假货，给你从美买了点儿。现在的理论是老人少吃油，给你买了套不粘锅，炒菜可少放些油。"不料接过我的话头，"范元坤，她怎么会买到假西洋参呢！？陈忠介(我姨父)在商业部医葯局工作，他们才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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