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的畅销书，社会影响极广。在年轻一代人中更是受到尊重。
我爸自67年文革中那次来京后，和我就再未谋面。只是八几年有一次，养蜂夹道办服装展销，我爸和玉珍去了，我也去了。我爸爸遥遥地看到了我，认出了她，回来感叹她是足够地老了。我问："我看见你了吗？""她肯定是认出我了。"
我不能想象经过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四目相对之时，两位老人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可以肯定的是，我的感想一定比我爸的要复杂多了。历尽文革十年浩劫，几乎所有受过迫害的人都又有了新的生活，只有我比过去活的更坏。怨谁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绝不会怨自己自作孽。94年圣诞节我挨的那顿揍，我爸说是替他受过。如果那一顿打能化解一些我心里的痛苦，能时时回味觉得利用了那次机会，把恨的信息传递了给李锐，而有一种"成就"感，我觉得那顿打我受得过。她毕竟是我的母，我希望她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有些快乐。即或这个快乐是建立在我肉的痛苦上，也无甚妨碍。都说我很有才干。我读过我公开发表的唯一一篇作品，是收集在58年全优秀文学作品选集中的"一个搪瓷茶缸"。我90年去苏联，见到50年代电部的老苏联专家。他的夫人不断说，"你真漂亮，非常漂亮。"芦沟桥办了一个抗战胜利50周年展览，有人看到有我的照片，我特意要了车，去了一次。看着自己年轻时出尽风头的刷利身影，不知她心头会掠过如何的感触。她曾经年轻过，漂亮过，出过大风头，有过名，可惜昙花一现般短暂。她的大半生都不得志。将一切积怨于父，化作永远刻骨铭心的恨。
我想我现在活着的唯一念想儿就是"一定要看着李锐先死。"这正是她人生最大的不幸。如果她能认识到其实是自己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她或许能够从黑暗中走出来。所不幸的是，她早年富裕的家庭的惯，养成了她任的大小脾气。当年我姥爷家有车夫，有厨子，有不止一个老子。她又是第6胎，第一个活下来的孩子。小名叫"罩"，意在罩住，不要跑了。南下时，我曾当着我爸的面，在她面前打滚。听阿姨说，我姥姥当年听到大小回来了，会吓得浑身发抖。在革命最风头的时候，一半是因了年轻的热血，一半是逃避已开始没落家庭的窘迫和尴尬而投身了革命。受到王明的赏识，周恩来的喜爱。没有打过仗，没有下过乡，没有参加过土改，没有受过艰苦生活的锻炼。"老革命"的资本反而更助长了她的骄横。
59年代从航空学院毕业后，30几岁的青年当上新生共和可数的大型保密厂的总工程师，个人事业如日中天。但是随着丈夫的倒台，和自己的不慎言行，倒了霉。从此一蹶不振，一辈子再也没有爬起来。范元甄毕竟是范元甄，不是李锐，在逆境中写不出《龙胆紫》(我爸秦城八年用棉签蘸紫葯在《资本论》空边写下了百余首言情、寄志的诗词，后以《龙胆紫》成书一版再版)。她貌似蛮横，实际懦弱。她没有勇气和命运抗争。我想跟她谈，告诉她振作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晚。她可以写回忆录，写自己一生的遭遇。那次见她才开口，她就把我顶了回去："我不跟你谈。我有话跟谈、跟组织上谈。"要知那已是89年，老天爷，哪还有、有组织会理你一个没人待见的老太婆。脑子被洗成这个样子！的悲剧，公允地说也是吃了共产的不少亏。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干涉了她的思想自由，是她一生悲剧不容否定的作俑者之一。
作为女儿，我恨我伤害了很多人，甚至毁了她自己人的一生，但有时也深切地同情她，记得她对我的一切好。我少儿时期，曾付昂贵的学费让我学习钢琴；在我进厂的第一天她告诉我：“即使作一个工人，也要有大学的知识才能当个好工人。"那正是"知识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这话我一直记着，终于学了出来。尽管我们没有拿那块怀表，但是我记得曾要送外孙女一块毛主席头像的怀表作纪念，这些记忆是不能磨灭的。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多么希望她能够回首平生，公允地认识自己给他人带来的伤害，认识到是自己害了自己。我希望她不后悔自己曾在这个世界生活过，不论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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