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二十七岁了，按说早该出嫁——在乡下人的眼里，二十七岁的女子还守在娘家的门上，简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村里早已经有人敲怪话了，而这种怪话比打你一个耳刮子都使人难受。
自从母在前年病故后，不爱说话的父就变得更不爱说话了。他除过埋头下地劳动，家里的事看来什么也无心过问，对于的婚事，不知为什么，他似乎一直是漠不关心的。
我爱我的。她温柔、纯洁、像蓝天上一片洁白的云彩。谁都说她长得好看。这是真的。我们这里虽说是穷乡僻壤，少吃没穿，可哪个村里也都有几个花朵一样的俊姑娘。她们像我们这里的土特产黄花和红枣一样，闻名远近的山乡城镇，就连省城里的人也都知道。不信你查问去。
不是我夸口，我是我们周围村庄数一数二的俊女子。
我从小爱美术，所以爱美观念很强；我为有这样一个漂亮的在内心里是很骄傲的。听和爸爸舍不得离开，硬是没让去。
她已经高中毕业几年了。连续考了几次大学，每次就差那几分，回回都考不上上中学时，正闹“文化革命”，根本就没学什么。现在又加上考外语，她一点也没学过，看来上大学就更没指望了。现在农村也不招工——就是招，我们家又没“后门”根本轮不上。她看来一辈子就得在农村里劳动了。对这好没什么。她一直在我们这穷山沟里长大，什么下苦活都能干，村里人都说她劳动顶个男人。
我知道，这些年来为说媒的人不少，说的对象大部分还都是县上和外地的一些干部或者工人，可全为什么二十七岁了还不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实际上，除过我，大概谁也不知道：我的已经有了自己的心上人。
爱的男人就是最后离开我们村的那个省里来的队知识青年，他叫高立民。听说他父原来是我们省的副省长，母是一个什么局的局长，“文化革命”一开始就都被关了禁闭。听说他拉是一个特务集团的头头。
和高立民一同来我们村队的十几个人，不是被推荐上了大学，就是去当了工人，先后都走了。他因为父母的问题，不光走不成，就是当个农民也不得安生——公社和县上常叫去训斥他。那些年这个人是够西惶的了。老百姓把特务看得比反革命分子还要严重，所以村里大部分人都不敢理这个“特务儿子”，生怕惹来横祸。高立民孤孤单单的，像一只入不了群的乏羊。他经常穿一身叫化子都不如的烂脏服。他也不会做饭，时常吃生的，在山里常肚子疼得满地打滚。
我心７善，看见这个人苦成那个样子，就常去帮助他。她给他做饭，缝补烂服，拆洗被褥。逢个过年过节，还常把这个谁也不敢理的“特务儿子”叫到我们家来，尽拿好东西给他吃——我甚至觉得对他比对我还要好哩！
我父母也都是些善人，他们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事而责备过。可是，村里有人却风一雨一地传播说，我和立民关系不正常。
我那时年龄还小，别人不敢当着我父母和说这些话，就常对我说。我总是气得分辩说：“我和立民关系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说他俩关系不正常？”这话常常让别人笑半天。
不过，我自己在心里也纳闷为什么对立民那么好。要知道，他可是个特务儿子呀！
有一次，我背过爸爸和，偷偷问：“，高立民是特务儿子，人家谁也不理，你为什么要这样关心他呢？你不怕人家说咱路线觉悟低，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吗？”
手指头在我鼻子上按了按，笑了：“看你！比咱公社刘书记都革命！立民可不是阶级敌人，咱和他划的什么界线？
你看他多可怜！宝娃，咱在世时，不是常对咱说，碰见遇难人，要好好帮扶呢；要不，作了孽，老天爷会拿雷劈的！
咱们这里有家，他无依无靠，又在难，难道能眼看着让这个人磨难死吗？别人愿放啥屁哩，咱用不着怕！”
我立刻觉得，的话是对的。也真不怕别人说闲话。在知识青年就留下立民一个人的时候，她对他比以往更关心照顾了。
记得有一次，立民病得起不了，就在他屋里守了一天。她还把家里的白面、芝麻、腌韭花拿过去，给他擀细面条吃。要知道，我们一个人一年才分十几斤麦子，吃一顿白面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傍晚，立民发起了高烧，就仍然守在他身边。点灯时分，还没有回来，急了，只好自己也过去陪直守了他一夜。
和立民的关系多么好啊！谁说他们的关系“不正常”呢？
过了不久，我才知道和立民是怎样的“关系不正常”了。
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西边天上的红霞像火一样烧了一会，便变成了柴灰一般的云朵。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我拿了几件并不太脏的服到村前的小河边去洗——你们知道，我是个爱美观念很强的孩子。
当我路过我们队打麦场上面的小路时，突然听见麦秸垛后面有两个说悄悄话——听声音还是一男一女。
孩子的好奇心使我忍不住蹑手蹑脚从麦秸垛旁边绕了过去。
我的心立刻缩成了一团，浑身发抖，马上连滚带爬退回到原来的地方。天啊！没想到这两个人竟然是立民和我；我刚才看见立民把抱住，在她脸蛋上没命地哩！
我立在小路上，心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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