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结论是有重要根据的。我大量修改了一些表达手法，并与专家们进行了磋商。顺便说说，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说，在我们全苏科学研究所有个专家组专门从事一系列性犯罪行为的研究。我把自己的分析材料给他们看了，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如果您对某些方面不满意的话，那么说明您不仅仅对我有意见，您对专家也有看法呀。”
作为回答，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奥利尚斯基说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东西。
一整天，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往某些地方打了打电话，查阅了某些材料，登记了某些内容，为节日里的不安感到抱歉，甚至有两次差点没哭起来。为了不影响丈夫写报告，她把自己和电话都安排在厨房里，把厨房的门关得紧紧的，每隔半小时给自己倒一杯咖啡，定期地盘算一下，新年之夜剩下的食物够不够今天吃的，是否可以不准备午饭了。她觉得，可以不准备午饭了。突然她的良心感到过意不去，因为她在家里什么活也没有干。（“应该干点活，要强迫自己从椅子上站起来，哪怕做点汤也好，”她劝说着自己，“廖什卡可能会感到好一些。”）之后她拿起了电话机，又打了个电话，又一次在便条本上做了记录，又一次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又抽了一支烟，又一次忘记了自己良好的一时冲动。
尤拉·科罗特科夫那儿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了。第一，甚至在他确实歇班的少有日子里，他也不能安静地在家休息，因为他和妻子、儿予以及瘫痪的岳母住在一套小的两居室的住宅里。第二，他的可爱的女友柳夏预先通知说，她完全有可能摆脱掉父母的严厉监视，她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共度几个小时美好的时光。她答应到时来电话，一旦她能够脱开身的话。尤拉·科罗特科夫显然立刻就赶去上班了，以便不必提心吊胆地，不必谨慎地、耐心地等待着柳夏的电话。
因此，一月二日轮到在科里值班的亚历山大·尤洛夫不是在尤拉·科罗特科夫的家里，而是在位于彼得罗夫卡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尤拉·科罗特科夫。
“有关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有什么新的动态吗？”尤拉·科罗特科夫问道，他感到很失望，因为电话里听到的不是柳夏的声音，而是年轻的侦查员亚历山大·尤洛夫的声音。
“确实没什么。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确实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几乎与谁也没有来往。我与他的前妻见了面，她把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描述成一个脱离实际的笨蛋。她认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对婦女，尤其是对少女实施强姦。”
“她在胡说些什么呀，这是毫不相关的事。我不赞成那样的观点。只有那种没有生殖器的男人才不会实施强姦。所有有生殖器的男人都有可能实施强姦，他们应该被列入怀疑对象。”尤拉·科罗特科夫严厉地回答道。在搞侦查工作的这么多年中，尤拉·科罗特科夫不能接受那些孩子们被杀害和被强好的事实，每次由于对犯罪分子的愤怒和仇恨他变得忍无可忍。“当你说，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几乎与谁都没有来往时，你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连续两天监视他的住宅。他一次也没有上街，但是有一个女人到他这里来过。她是开车来的，因此我轻易就断定她是谁了。”
“她是谁？”
“她是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她在莫斯科注册了户口，是一九六七年出生的。喂！尤拉·科罗特科夫，怎么电话中听不到你的声音呀？喂，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喂！”
“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尤拉·科罗特科夫回答道，“请再重复一遍。”
“她是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是详细地调查她还是转移调查格纳·瓦尔丘克？”
“关于这个格纳·瓦尔丘克，你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我收集了一些有关他朋友的资料。原来，格纳·瓦尔丘克以前长期住在他爷爷那里，因为他的爷爷以前是个著名的活动家，并且有一套宽敞的住宅，而格纳·瓦尔丘克与父母親住的地方就有点挤了，当合作社的住宅还没有盖好的时候，他们一家一般就寄居在一套公用住房里了。因此，在科捷利尼科这个地方，格纳·瓦尔丘克有许多朋友。但没有你的命令我目前还没有打扰他们。”
“你做得对。亚历山大·尤洛夫，你一开始咨询一下格纳·瓦尔丘克的那些朋友。你不要打扰斯韦特兰娜·格奥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
“为什么？你认识她，也相信她，难道她与此事毫不相干吗？”
“当然，她与强姦确实毫不相干。”尤拉·科罗特科夫微微一笑，“但她能讲许多有关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的有趣的事，这是绝对有把握的。要知道，就是安德烈·格奥尔吉耶维奇·图林也能讲某些有关她的事，如果他们相识的话，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喂，您再把具体的细节讲一讲，你是在哪儿，在什么时候登记上她的车牌号码的？”
亚历山大·尤洛夫不厌其烦地重复讲了一遍所有的细节，这些细节是他从单身老太太居住的房子的门窗里看见的，他向尤拉·科罗特科夫说出了车牌号码。
“斯韦特兰娜·格臭尔吉耶夫娜·帕拉斯克维奇当时穿的是什么衣服？”
“她穿的是短而轻的皮大衣，稍微有点浅蓝色，下身穿了一条黑色的褲子，这条褲子有点紧。她没有戴帽子，头上没有东西遮盖住。她究竟干出什么事呢？”
“鬼才知道，或许，她什么也没干。只是当这个寡婦感到忧愁烦闷的时候就找别的男人寻开心罢了，这总会引起人们各种各样的看法。”
“她是寡婦吗？”亚历山大·尤洛夫感到惊奇，“她还挺年轻的。”
“她丈夫也挺年轻的，他们同岁。我们刚着手调查有关她丈夫的杀人案。”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
在与亚历山大·尤洛夫交谈之后，尤拉·科罗特科夫试图给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打通电话，但这件困难的事情就是没有办成。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家的电话一直占线。尤拉·科罗特科夫尝试了近十次，这时柳夏打来电话说，她可以离开家出来走走。显然，尤拉·科罗特科夫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出去了，心里嘱咐自己不要忘记给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打通电话，哪怕从街上的公用电话打通也行。但考虑到与柳夏见面的机会不多，因此给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打电话的意义，说实话，就不怎么大了。
当然，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的担忧被证明是正确的，斯塔索娃·马加丽塔节前及时地从国外旅行回来了，并立即把莉丽娅带走了。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塔季扬娜·奥希拉兹佐娃两人在一起过的新年，新年到来之前的二十分钟，他们突然不顾一切地陶醉在爱情之中，当然在这种状态下，电视机只是白白地开着。当钟楼上的自鸣钟开始响起的时候，塔季扬娜·奥希拉兹佐娃惊慌失措地高声喊道。
“哎哟，费拉季克，新年到了！”
他们从床上蹦起来，两人都赤躶躶的，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立刻打开一瓶香槟酒，他们急忙碰了杯，一口气喝下杯里的香槟酒，又钻回被窝里睡觉了。大概过了半个小时，他们披上暖和的睡衣，大口大口地吃完了饭，又躺下睡觉了，一边聊着天，一边看看电视。所有的电视节目都向他们介绍了古老歌曲的现代演奏技巧。
“你知道，”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向妻子说道，“我产生了这么一个可怕的想法……我觉得，我有可能白白地要离开工作岗位。”
“你从哪儿蹦出这么个想法？”塔季扬娜·奥希拉兹佐娃感到惊奇，“当你唾沫四溅地向我证实说，你憎恨自己的工作，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半年呀。”
“有人委托我对一个实施杀人的商人的判刑情况进行个人侦查。这个商人想证实自己无罪，想取得案件的重审，想取得宣告无罪的判决。但是这起杀人案的审理工作是由我以前的同事们，即我们总局的伙伴们接管的。这样一来，你明白吗，我的塔季扬娜·奥希拉兹佐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为了做工偿还自己的报酬和证实这个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无罪，我应该找到自己伙伴工作不诚心的明显痕迹，或许找到的只是他们工作中的错误和疏漏，或许找到的是他们的罪证，这些罪证说明他们蓄意制造叶夫根尼·米哈伊洛维奇·多休科夫有罪的假象而对他进行判刑。但是，我越是仔细研究这个案件，我越确信，我的伙伴们是凭良心审理了此案。这就意味着，我不能博得当事人的信任，我不能帮助他证实自己的无罪。但鬼才知道，这事反而让我高兴，你知道吗？真让我高兴！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伙伴们没有给自己脸上抹黑，他们诚实地、凭良心地挣自己的工资，我为这样的一个集体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当事人怎么办？他确实无罪，你觉得怎么样？或者他只是虚张声势？”
“难说，一切都说明他有罪。而他又不肯让步，这倒引起了我的警惕。一个人能指望什么呢，当反驳他时需要那样地收集证据？他应该具备起码的健全的理智！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切究竟值多少——他的极端的厚颜无耻还是他真的无罪？”
“是可怕。”——塔季扬娜·奥希拉兹佐娃同意了这种看法，“我经常碰到那些受审讯的人，他们到了最后的时刻还企图以自己确信正义是必胜的想法来吸引我，我们威胁要用所有神圣的惩罚来追究无罪之人的责任。但如果当一个人对那些善良的和守秩序的人都不信任的话，那也是不对的。但这只是在到达教养院之前。一旦陷入教养院内，和所有人一样，都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在那儿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们试图吸引行政管理人员，但是要知道教养院内的人完全不像侦查机关的那些人。这一点，我和你，斯塔索夫·弗拉季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同样碰到过或是真正的肇事者，或是被错误怀疑者，那些在教养院内的人们对待生活都有自己的观点。一旦法院的判决生效，这就是说，当事人有罪，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因此对教养院的工作人员来说，那样的感召力是不太起作用的。你不能强迫他们对一切都缺乏信心，他们从别的测验中能体会到。所以，如果你的当事人存在着极端的厚颜无耻的话，那这种厚颜无耻应该是太极端的了。或许他确实无罪，这难道说明在证据的体系中还存在某些漏洞吗？”
“有一个漏洞，甚至还有两个漏洞。第一，当他知道别人不相信他的时候，他不承认自己有罪，在审讯过程中也拒绝说出供词。第二，其中有个证人引起我极大的怀疑。那就是说……哎呀，没有那么一回事，塔季扬娜·奥希拉兹佐娃，我今天表达得笨嘴笨舌的。当我与你在一个被窝时，我一般就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
一月三日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一大早就赶着去上班，虽然她非常愿意再睡一会儿。她必须与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上校在业务会议开始之前谈一谈，她请求上校在早上八点钟时接待她一下。
“你还跃跃慾试啊。”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说了几句牢騒话，但他的言辞不怎么激动。他非常了解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并不怀疑，既然她风风火火地赶来，这就是说，她肯定有急事要说。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阿娜斯塔霞跑进上校的办公室是早上八点五分，她立刻在为开会准备的长条桌子上铺开了一些表格、图纸和示意图。
“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我们的工作量很大，但您最好从头听我讲一遍，好吗？我尽量不说大多的日期和姓名，免得您听多了受不了，但这些日期和姓名确实又多又重要。我知道，这些日期和姓名是枯燥无味的，但是您要是不听的话，您什么也不会明白。”
“好吧，你不要把我当傻瓜了。”维克托·阿列克赛耶维奇·戈尔杰耶夫上校笑了笑，“随便怎么说吧。”
“这些材料说明，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何时、何人在契诃夫镇婦产医院做了剖腹产手术。从一九六三年开始婦产医院的主治医生是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因此一九六三年以前的材料我没有拿。”
“为什么这些材料仅到1973年？你说过，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洛希宁是不久前刚退休的，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契诃夫镇工作。”
“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检查所有年份的材料，如果有的话，我将挖掘我的精力，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审查这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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