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儿子终于出去当兵了。没有谁能晓得陈老奶的内心起了什么样的震动。第二天，她没有起床。她什么也不吃，话也不愿说。大儿子和大媳妇走进去的时候，她挥着手要他们出去。跟她说话，她摇摇头，转过了脸。她那个顶心痛的孙子，平常是怎样纠缠她也不觉得一点厌烦的，现在都变成了陌生人一样，引不起她什么兴趣。她的脸上没有泪痕，也没有什么悲苦的表情，只显得浮上了一层冷漠的光。她没有叹息。呼吸似乎迟缓而且微弱了。这样的一直躺到夜里，大家都熟睡以后，她忽然起来了。她好像变成了一个青年人，并不像已经上了六十岁，也不像饿了一整天似的。在这一夜里，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她的动作，仿佛她的心里有一团火在烧着一样，她这样摸摸，那样翻翻箱子，柜子抽屉全给打开了，什么都给翻乱了。大儿子和媳妇听见她的声音，连连的问她，她只是回答说：“找东西”，门又不肯开。找什么东西？好像连她自己也不清楚，一直到东方快发白，她像点尽了油的灯火似的，倒到床上。
但是就从这天下午起，她忽然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她没有病，只比以前瘦削些，眼圈大了一点，显得眼窝更加下陷了。走起路来，虽然有点踉跄，但可以相信这是因为小脚的缘故，倘使不遇到强力的跌撞，她是决不会倒下去的。她的心也像很快就平静了，或者至少可以说，即使她在沸滚的水中煎熬着，也不能立刻就在她的外表下找出什么标记来。熟识她的人看不出她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不熟识的人也决不会想到，就在不久以前，她的心受过怎样强烈的震动，她的行动起过什么样的变化——不，关于这些，甚至连她自己也好像全忘记了，不但不像曾经发生过一些意外，就连第二个儿子也像不曾存在过似的，她从此不再提起她的这个儿子，别人也竭力避免着在她面前提到他。但当谁稍不留心，偶尔提到他的名字或什么，她冷漠得像没听见或者像不认识他似的。她仿佛本来就不曾生过他，养过他，爱过他，在他身上耗费了无穷无尽的心血一般。她像是把一切都忘记了，——但也只是关于他的一切，别的事情就全记得清清楚楚。如果她的脑里存在着一根专司对他的记忆的神经，那末现在就恰像有谁把这一根神经从她脑里抽出去了。
她现在也爱说话，脸上也常有点笑容了。在家里，她虽没有一定的工作，但她却什么事情都做，甚至没比她的儿子或媳妇做得少。煮饭菜，清房子，无论什么杂事，她都要帮着媳妇做。此外大部分的精力就消耗在那个六岁的孙子身上。她不喜欢闲着，这已是她多年的习惯，但在过去五六年中，无论她一天忙到晚，她只是等于一个打杂差的人，许多事情依着大儿子和媳妇的意见，自己不大愿意提出主张来。“我还管他们做什么呢！年纪都不小了，好坏都是他们的，我也落得享几年清福！”她常常对人家这样说。她一点没有错，她的大儿子和媳妇都是又能干又勤劳，对她又孝敬，有什么不放心呢！只有第二个儿子，究意还是一匹没上缰络的马，她得用全副精神管他……。但是现在，她又一变为这一家的主人了。不论什么事情几乎都要先得到她的同意才行，不然，她就会生气。她已经几年没有管理银钱，现在她却要她的儿子和媳妇交出来，由她自己来支配了。第二个儿子的出去，在她一生的历程上是一番最可怖的波涛，这是无可否认的。她好像一个懈怠了数年的舵夫，经过这次打击，终于又挺身出来紧握着船舵，负起了一切责任。没有人晓得她这改变是因为谴责自己还是因为要把她的过去的希望重新建筑起来的缘故。但总之，她这样做，全是为了后一代人，却是极其明显的。
她的大儿子现在完全代替了第二个儿子的地位，就连穿衣吃饭也要受她的管束了。
“你看，你的衣服！这算什么呀？”
陈老奶最不喜欢人家不把衣钮一个一个的扣好，她常常说，这种人是不走正路的。她又不许她儿子穿拖鞋，她说只有懒人才这样。她自己吃的极坏，一碗菜要吃好几顿，有谁送了好的食物来，往往搁上好几天，一直到发霉生虫。但她对儿子却并不过分节省，看见他少吃一碗饭就要埋怨。她每次阻止他空肚出门。回来迟了，她要详细的盘问。她最反对的是烟酒嫖赌，她的大儿子恰恰喜欢喝几口酒，有时也高兴打牌。他是一个商人，在这镇上的一家杂货店里做账房，搭了一千多元股本，也算是个体面的人，无论怎样戒不了酒和赌，因为这两件事在他们简直是种必不可少的应酬，许多交易往往就在喝酒打牌中间谈妥的。每当他违了禁，陈老奶好像善于看相的人似的一望他的气色就立刻知道了。
“你又做什么去了？你又—？—”她气愤的说。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第二个儿子的身上，照以往的例子，她准会爆炸起来，从她的口里迸发出各种各样咒骂的语句，甚至还会拿起棍子或什么，做出恶狠狠的姿势；但现在，好像，她绝对禁忌着似的，什么咒骂的语句都没有了，总是简短的说：“你—？—”在这一个字里，可以听出她的气怒，怨恨，沉痛和失望来。
“妈变了，”大儿子暗地里对自己的妻子说，“好多事情看不透，讲不通，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要她时时刻刻管着！”
“我们只有依顺她，”他妻子说，“她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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