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帝显然在14世80年代越来越从他的高级追随着中间发现不顺心的纪律问题，经过了10年时间他蛮横地消灭了他们。他的外甥李文忠（1339—1384年）在1370年被封以公爵，年俸高得不同寻常，为3000担禄米，1383年被任命为国子监祭酒。他的这一项特殊任命是要恢复学校中的纪律，因为皇帝得出结论，认为纪律已经极端松弛了。李文忠是皇帝至亲中唯一有点学识的人，曾在1358年至1362年从浙江金华学者胡翰（1307—1381年）和范祖干学习过。但是从很早时候起，他对他舅父的忠诚就有些不肯定。可是，皇帝还是把他安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1383年，当他被要求兼任国子监祭酒时，他已经做了大都督。但是到了这一年年终之时，他开始越来越对皇帝持批评态度，并纠集了一些认为他有可能成为皇帝而追随他的人。［1］
当刑部尚书洛阳人开济被捕入狱，而其侍郎和主事在1384年1月被处死时，这可能给李文忠发出了一个警告。开济在1381年中式明经科后就登上了仕途。［2］ 他是个极有才干的行政官员。根据史籍所载，他擅长搞钱粮和刑名事务，也善于搞大项目公共工程。但是在1384年秋开济被弹劾，说他恶意而残忍地利用刑法制度加害他的敌人。［3］ 他曾经很得皇帝的信任；1382年，正是开济给在南京举行的特科考试制定了程式。［4］ 但是在1384年，一位御史指责他窜改臣下上报的奏章以诱使皇帝做出错误判断。这些指控马上导致他的垮台。
李文忠也在1384年因为失宠而倒台，并在可疑的情况下死去。据正史中李文忠的传记的作者所说，他曾因皇帝在处理重要政治事务时过于依赖宦官方面，以及因在处死官员和处理其他事项方面批评过皇帝。或许正是这种批评引起了他的事变，虽然他的批评比起从前其他学者们所提出的批评似乎要和缓一些。史料还提出，皇帝可能命令处死李文忠的许多随从者，因为显然他已在他的京师府第中网罗了一大批党羽。［5］
李文忠的指责可能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洪武帝本人最后认定宦官已经取得过大的权势。1384年7月，他下令禁止宦官干政。［6］ 可是，作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府文牍的官员，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其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尽管皇帝声称要尊重正统做法和力求处事平允，但还是有人批评他方法粗暴。1384年，江西泰和学者萧岐（1325—1396年）呈上了一份长篇奏疏谈为政的10个要点，在奏疏中他指出皇帝用刑过重。［7］ 他要求终止这种专断和不正规的刑罚，并且敦促应按照法典来量刑。1385年，另一位江西新淦的学者练子宁（1402年死）也提出了同样是指责性的和直率的批评。［8］ 练子宁在1385年通过了会试，然后进入殿试。他在殿试文章中说，帝国的人才资源是有限的，因此皇帝不应该以琐琐细故便置大批人于死地。他明显地暗示，这在事实上就是皇帝在此时的所做所为。两人都没有因为公开批评皇帝的粗暴统治而受到处罚。
在这些谏议之后不久，皇帝严惩了户部侍郎郭桓。他于1385年5月被处死，因为他被指控贪污了700万担谷子。数以百计的人受到连累，并被处死。［9］ 这些人包括许多高级官员，例如礼部和刑部尚书以及兵部和工部侍郎。1385年11月，皇帝透露郭桓贪污的数字要多得多。皇帝的《大诰》宣称，郭桓实际上贪污了2400万担谷米；原先之所以只宣布700万担，是因为怕人们不相信这个实际数字。皇帝指出，腐化的仓库吏员使得这一贪污案件成为可能，他们均已被置之重典。［10］ 到了后来，在1387年发布的《大诰三编》中皇帝也承认，他曾经使用过下列大刑，诸如断指、刖足、髡首和黥面等。同时他还承认，“无数之人”已被杀死。［11］
皇帝在14世纪80年代就摒弃了他建国初年司法行政的作法。1384年4月，所有查办刑事案件的政府部门都应该迁出宫外，在北面的城墙外建造办公处；北方，乃取其含有严冬、死和刑罚之义。他让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重新选址于皇城太平门外名为贯城的新院落里。这是取名于北冕座九星（贯索）。传统上被认为是天上的牢狱。这三个司法机构在12月移往贯城，在搬迁的同时还对刑事案件全面进行审议，其中的死刑这时已经判决。［12］
如果说三法司移址办公意味着对司法机关要从严控制，那么，1385年春对几名高级官员的处死则加强了这个印象。这年5月，皇帝处死了吏部尚书余■和国子监助教金文征，说他们诽谤了国子监祭酒宋讷的名誉。［13］ 审刑院（司）之右审刑吴庸也被处死，因为他被指控在郭桓的案件中使用逼供信的办法。他因此得对许多无辜的人之冤死负有责任。［14］
1385年春在京师举行了会试，接着在4月10月举行了殿试。皇帝授予472名士子及第；其中便有练子宁，即对他直言无隐的批评者。［15］ 皇帝想把这些士子安排在权威的位置上，使他们本人能够矢忠于他，能够帮他同既得利益集团的腐化作斗争。在殿试中高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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