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能力的衰落
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一向把万历统治时期的中叶当作明帝国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王朝的局面变得难以维持，它的崩溃不可避免。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他们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皇帝的性格上。朝臣之间的派系争论也受到了谴责。这种解释倾向于掩盖一个认识还不很清楚的基本事实。一个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保存农村村社的农业单纯性的相对松散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的时代的难题的。
可是在王朝政体的框架内，上述历史学家的论点不是没有真实意义的。也就是说，如果政府的改组和财政及法律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这些评论家在把皇帝和他的官吏之间的拖长了的僵局以及官吏本身之间的争论，当作王朝不能保持其政权的主要原因方面（如果不是唯一的原因），证明是有道理的。
在这种僵局以前，那个时代有头脑的人已经试图减轻这个高度程式化了的政权结构在行政工作中所保持的思想控制。当全面改革不可能时，就主要的行政官员来说，已在谋求某些行动的自由。例如，张居正曾经打算吸取反对传统观念的王艮（1483—1541年）所提倡的儒家类型的功利主义。王艮认为，利他主义不过是自我保存的一种行为，犹如以一己之舍对换他人之舍。他的“左翼王阳明学派”的思想似乎包含了更多唯物主义的，因而也是实用主义的对社会问题的观点。［1］ 但是，在沿着这条路线的什么地方张很可能得出结论，他自己对一个特定的思想学派的赞助将不可避免地要树立一个坏的先例。最后，他成了下令关闭帝国中所有私人书院的人。［2］
李贽，一般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反对传统思想的人，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议。包含在当时社会准则内的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仍然应当适用于普通群众，但有异常才能的男人和女人，当他们的成就比他们对准则的违犯更有价值时，应当不受传统要求的限制。证明这种例外有道理不是根据法律上的理由，而是根据哲学上的理由。李贽是王阳明的心学学派的追随者，他认为，因为终极的实在只存于心中，具有胜过邪恶的天生能力的卓越的心，应当被给予更大的行动自由，即使牺牲社会道德。［3］ 他的给予杰出大臣和将领更大便宜行事权力的有限目标，不能被认为是“激进主义”。但是，他的建议的激进方面在于他所寻求的赖以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在一个法学不发达而哲学说教至高无上的时代，李贽提出，包含在有关法令的法律中的传统行为准则可以被思想认识取而代之，因而迈出了更远的一步。由于这种观点含蓄地怀疑道德律的超越地位，李因拥护这种不符合传统规范的思想而不得不死于狱中。他于1602年自杀；即使是通过间接的、善意的手段来改变王朝高度程式化的政体及与之伴随的道德准则的任何尝试，也就到此结束。
不过，涉及万历皇帝和他的官吏的法制上的僵局没有发展成为危机。的确，需要皇帝出席的礼仪活动是被放弃了。和关于皇帝职责的争论一道，有些关于实际问题的建议被留在宫中未予答复，实际上被皇帝否决。然而其他的事务继续进行，这些文件显然受到了皇帝本人的注意。（1620年，在他死前约三个月，他向首辅方从哲抱怨说，大量公文仍然需要他考虑。）当高级政府职位仍未补缺时，副职和职位较低的官僚照常处理工作。饥荒的救济品分发了，国内的叛乱被制服了，边境游牧部落的入侵处理了，虽然这些事件的解决往往引起了批评。
万历时期晚期最实在的成就是泇河的完工。在大运河反复因黄河被淤塞和泛滥以后，打算建造一条在东边与之平行的代替的河道，以完全避开徐州附近的急流。这项建议曾经吸引了张居正的注意力。但是，工程于1593年才开始，而且这个项目很快陷入困境。必须清除的石头比预料的多，工程由于经费短缺几次停止。然后工程于1603年重新着力地开始。这条新河道长110英里，最后于1609年开通运输。
政府继续衰落，虽然不那么令人注目：衰落是逐渐的，但是是继续不断的。官僚机构只能依靠它的成员的忠诚和信念以正常地发挥作用。［4］ 东林运动的道德上的狂热只是那种信仰的一种表现，在社会各阶层的作用中这种信仰仍然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万历皇帝没有对维护社会道德做出什么贡献。相反，他的私事进一步打击了那些希望重振皇权的人的情绪。
他对中央官僚机构中的派系冲突（这种冲突常常由他的荒谬行为和报复态度引起）的反应是，堵塞得以正常领导政府的官僚政治的渠道。他对内廷和外廷的日常工作都干脆不理。最显著的是，他不肯对要求任命或辞职的奏疏表示承认或作出所需要的行政上的答复。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在他分析皇帝这方面的态度所造成的最高官僚机构中职位大量空缺的事实时，断定这种现象表示了大约从1600年起皇帝作为政府首脑所起作用的变化的几个有关的要点。第一，他曾一再受挫于他的官吏，屈从他们的意愿，他心怀怨恨地拒绝合作，作为报复他们的一种办法。第二，当他满足于让政府的许多部门在人员配备过少和无领导人的情况下竭力支持时，他显然把所有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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