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征”是晚明史学家们编史工作的一种杜撰说法。没有什么历史上的正当理由把在西南扑灭一个土著首领的战役、在西北镇压中国人-蒙古人兵变的战役和在朝鲜半岛上和日本的战争，当作具有同等重要性的事件而凑在一起。这三次战役，规模和范围不同，它们的历史根源也无相似之处。这三次战役也都不是像明代作家们所断言的那样以明显的胜利而结束。朝鲜战役是一次奇怪的战争，双方都处理不好，发展成了僵局。丰臣秀吉的意外死亡才导致了有利于明帝国的解决。举行了胜利庆典；战俘被献给皇帝，后来被处死。［1］
尽管它们之间存在这一切差异，这三次战役传统上都被当作相互关联的一组事件。明史学家谷应泰在他的条分缕析的明史中，用了连续三个部分来记这三次战役；这些事件的当代人冯梦龙，在万历朝结束后不出10年内发表的短篇小说集中，也在他的一个故事的引言中把这三次战役组合在一起。［2］ 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这种组合的含义。历史学家们试图夸大晚明帝国的军事威力以颂扬一个衰落中的王朝，自觉或不自觉地赞许那样一种思想状态，即使是以牺牲真实性作为代价。
西南的播州战役
防御杨应龙的战役可以被看作少数民族集团居住的西南地区中国化的一个方面，这种中国化整个明代都在进行。杨本人以中国血统而为人所知，尽管这实际上是说他出身于混血世家，他所控制的地区和时代是不合拍的。他的最早的知名的祖先，一个唐代的将军，征服了9世纪叫做播州这个地区的土著民族，能够把它当作这个国家之内的一个自主的国来控制，并在以后的七个世纪中传给他的子孙。几个朝代兴起又衰落，而杨氏接受了不同形式的分封和任命；但这个家族对于邻接湖广、四川和贵州三省多山地区（这个区域东西延伸200多英里，南北略短）的控制，在杨应龙死亡之前从未遭受一个帝国政府的破坏。
在这个土著居民社会特有的一种分封土地所有制的形式中，杨氏的封建领主权力是通过七个有势力的家庭行使的，这七个家庭还组成了他的议事机构。情况表明，这些附庸家庭在它们对中国人和对土著苗族的忠诚方面是有分歧的。杨应尤以支持苗族的事业著名，在他叛乱期间土著居民终于团结起来支持他的事业。
当时记载所描述的导致他叛乱的事件，似乎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据说杨于1587年和其妻张氏离异，以他的田姓的妾取而代之。接着他杀了他的前妻，她的亲属于是报告中国当局杨即将暴动。更可能的是，这一家庭纠纷打破了部族结构内的力量平衡，而中国人决定干预，因为张姓和田姓都属杨氏的附庸家庭，很可能导致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不能排除中国的税收作为叛乱的一个原因。明的官员们曾通过杨应龙设法从苗的部落得到人力和物资，主要是建造宫殿的木料。而且在杨“叛乱”的10年中，他两次主动地向明当局投降。每一次他都被判处暂缓执行的死刑。第一次他要求以两银子赎身；第二次判刑是以两倍于此数的罚款抵偿，再加上未说明数量的木材。两次他都没有缴纳。朝鲜战争使政府十分忙碌，官员们因而不能加强他们对他的压力。杨应龙一旦行动自由，他便对明军发动袭击和偷袭。可是他不敢像他的同伴所建议的那样，发动大胆攻击以占领四川。
政府于1590年处理他的问题。除了1594年谈判时暂时中止外，杨应龙的叛乱整个90年代都在继续。最后的解决发生在1600年。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北京朝廷立即任命李化龙为总督，命令他镇压杨应龙。1599年晚期他到达重庆。他非常详细地计划了第二年春天的攻势。针对杨应龙四、五万人的兵力，他动员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部队远从陕西和浙江来到。朝鲜战役的老兵，一小批从朝鲜来的日本人也被征召。大部分军队是从地方的辅助部队和其他土著部族成员抽调的。部署了火器。每一支先头部队都由精锐部队带领。地形事先进行了研究。总督本人在心理战方面是内行，他有效地利用了告示和传单。
实际的战斗持续了104天。李上报说有名叛逆者被杀，1124名被俘。这一比率表明了残暴的程度。杨应龙自杀，他的尸体被送往北京予以污辱。随着杨氏氏族世袭的封建领主地位的消除，播州本地的酋长制被改成了直接治理的两个府。
鄂尔多斯战役
防御哱拜的战役的内容要少得多。现存的记载并未证实他打算造反的断言；在举起他的旗帜之前，他可能已和鄂尔多斯蒙古人达成了更好的谅解。有些记载表明，他是事件的受害者，后来被明的官员们挑选出来当作叛乱的首领。
哱拜是蒙古人，他的家庭曾长期服中国的兵役。1592年他以都指挥的身份退职。他的军阶由他的儿子承袭，他的儿子用中国名子哱承恩。按照惯例，这个家庭保有1000多“家丁”，也就是受他们的指挥官主人指挥，常常被他雇用的经验丰富的战士。评论家曾经评论说，保留这样一支私人军队，和他们父子都被卷入的这次兵变相比，很可能使他们更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因为哱拜和他的儿子被安置在战略城市宁夏，他们和草原上的敌人蒙古首领们的可能联系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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