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终于使中国当局感到忧虑。
1592年3月，一个中国军官刘东旸起来造反。他因欠薪而发怒，杀了这个地区的巡抚。在暴动的过程中，刘和他的部下还迫使这个军事地区的总兵官自杀。然后他宣布自己为总兵，让哱承恩和另外一个中国军官任他的左、右副职。哱拜在这一连串暴力事件中从来没有接受任何头衔，但他被确认为这次叛乱的幕后策划人。从一开始，负责西北边境的总督上呈皇帝的奏疏就大事渲染哱拜和他儿子的作用，而对中国人员的作用轻描淡写。通过夸大珰拜和蒙古人的联系，他希望使这一事件呈现出边境战争的特征，而不是由下级指挥官管理不当而造成的一次内部的暴动。
下几个月正与日本侵略朝鲜的时间巧合，是朝廷非常焦急的一段时期。叛乱者和政府军之间在宁夏周围的边境辅助哨所的较量加剧，叛乱者时时得到草原蒙古骑兵队的帮助。防线以内的中国指挥官们在待命中，奉命对蒙古人深入明疆袭击做好准备。从邻近地区调入了增援部队。注意了欠款问题，户部从陕西、河南和四川运送银子给战斗人员发饷。但是鄂尔多斯大部队在附近地区出现的传闻是不真实的。［3］ 皇帝两次严责官员们给他提供虚假的报告和矛盾的建议。如果鄂尔多斯蒙古人投入了兵力，这次叛乱能否被镇压是难以预料的。但实质上，到了仲夏，政府军已经包围了宁夏镇城。
1592年7月最后一天，李如松带领东部军区的援军到达。这标志着战役的转折点，可是围攻的军队又过了两月也未能攻占这座城。终于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修建了一道与城墙平行的堤堰，把中间的空地灌满水。这道堤堰完工时有3.5英里长；其中的水达到9英尺高。城墙的一些部分不久开始崩塌。从洪水中逃出来的叛乱者完全失去信心。1592年10月20日，宁夏城被占领。哱承恩在城陷以前杀了刘东旸，并将刘的首级悬挂在城墙外面，显然希望因此而得以黩身。哱承恩没有被宽恕。他到政府军的大营时被扣押，后来在西安被处死。哱拜自焚。1578年以来整个宁夏镇现役的花名册只有人，卷进叛乱的士兵数目不可能超过。宁夏城的人口当时的文献记载是。政府方面军队的总数不详，但它包括北方边境所有军区的部队。
朝鲜战役
朝鲜战争和上述两个战役不同，是在外国土地上作战。丰臣秀吉在准备侵略时，据说动员了大约人。此数一半左右参加了1592年在朝鲜的战斗。1597年的第二次侵略涉及差不多同样数目的人。这些数目使明军不可能具有它常有的那种数量上的优势。
因为丰臣秀吉的真实动机仍不清楚，历史学家们不可能十分肯定地论述这次国际冲突。他在宣告征服中国是他公开的目的后，甚至没有进入朝鲜以落实他野心勃勃的计划。他1592年的第一次突袭使朝鲜人大吃一惊。日军在1592年5月晚期在朝鲜半岛登陆，在两个月内便把汉城和平壤都占领了。到了1592年秋天，两支先头部队已抵达鸭绿江和图门江。没有做出努力越过这两条江前进，以至侵入中国境内。没有利用这最初的优势可以归因于朝鲜水军和朝鲜的非正规军，他们骚扰日本人，威胁他们的后方。但丰臣秀吉，和他愿意承认的或资料所透露的相比，可能持有不那么雄心勃勃的战争目标。乔治·桑塞姆怀疑他了解大陆战争的一些难题，或预料到严重的中国的介入。［4］ 碰巧，统率一支人的先头部队，并和中国人打了大部分的仗的小西行长这个日本的“基督大名（Christian daimyo）”也在战地上进行了大部分和谈。这种双重任务要求他时而战斗时而友好地拜访中国将领们。休战很可能起了对明军比对日本人更有利的作用。
中国人考虑到他们派往朝鲜的象征性军队在1592年被日本人消灭，在这年晚些时候开始动员。集合了一支规定兵力为人的远征军，部队由北方五个军区提供。一支精通火器用法的3000名士兵的部队来自南中国。整个帝国奉命战时警戒。所有沿东海岸的海港都被关闭，以免16世纪50年代的海盗入侵可能重演。东方的访问者证明了对外国人的普遍怀疑。既然事已至此，万历皇帝发布命令调集一支由人（有的来自遥远的暹罗和琉球群岛）组成的远征军以夺回朝鲜，并最后侵袭日本。［5］ 和一般的做法一致，文官宋应昌被任命为经略，同时李如松被委任为提督。
这支远征军于1593年1月渡过鸭绿江。它的第一次战斗旨在收复平壤，是中国人的一次明显胜利。但20天以后，李如松在一次勇敢的追击中，亲自率领1000骑兵走在他的军队主力的前头，却遭到了灾祸。在汉城以北约15英里，他被一个三倍于他自己部队兵力的日本战斗队列所阻。中国人被击溃；提督本人好不容易才免于被俘。这次战斗结束了这次战争第一阶段的敌对行动，接着进行了和平谈判。
中国谈判代表团由沈惟敬率领。很奇怪，他既不是文官的一员，也不是一个军队的官员。他由兵部尚书推荐，轻率地被委以战斗的职责，作为游击去和日本的战地指挥官们面谈。他和敌方的谈判被认为为日本人于5月撤出汉城作好了准备。撤退背后的真实问题是，侵略者面临严重的后勤难题，他们已经遭受了一个大粮库的损失，它是被中国-朝鲜的代理人烧毁的。丰臣秀吉命令日本人在釜山附近建立他们的阵地。中国人没有所需的力量以摧毁这个桥头堡。僵局就这样出现，随之而来的休战持续了将近四年。
这种拖长了的解决难题的外交努力和处理谈判及其连带的礼仪的缓慢步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化因素造成的。但是，一个好奇的读者很可能怀疑在起作用的丰臣秀吉的心计。这个日本的新霸主知道，如果他过分坚持这个争端（他供应他的军队已经有困难），可能跟着发生严重后果；他愿意等待时机。此外，如果在朝鲜受到挫折，他在日本掌权就不可能仍然是牢固的。
1593年夏天，一个中国代表团访问了日本，沈惟敬在代表团充当顾问。丰臣秀吉于6月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在他的宫廷停留了一个多月。这一轮谈判毫无结果，但朝鲜局势的紧张程度减轻了。中国人决定在半岛上保留人以维护这种武装休战；撤回了其余的远征军。证据表明，已先倾向于和平解决的日本人在他们自己之间不能就条件取得一致意见。丰臣秀吉到中国的使节小西如安（中国人叫小西飞）首先必须在釜山和代表侵略军的将领们讨论。［6］ 他和中国谈判者的讨论也在北京引发了一次类似的争论。大多数意见赞成战争。结果是，这个使节在朝鲜和满洲滞留了一年多。但是，兵部尚书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列举了继续战争的财政困难。这得到皇帝的亲自干预以使他的论点占上风。一个低级官员被查明是吵嚷得最凶的应对阻挠和平解决负责的人，被免去了行政机构中的职务并被逮捕。这时这个使节小西飞才被护送到京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多月。
北京朝廷满足于日本的提议，派出一个使节去授予丰臣秀吉以日本王的称号。和解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日本在朝鲜的军队完全撤退，这遇到了某些阻力。漫长的讨价还价随之出现。中国使节从1595年5月到1596年7月，先是滞留在汉城（在中国占领之下），然后是在釜山（在日本占领之下超过一年）。应该转交给日本那位霸主的皇帝的册文和绸袍变得很脏，以致都不再合用，必须从北京赶紧送来新的。在谈判期间，主要的中国使者担心他的性命，放弃使命并逃走了。他的职位只好由他的副手填补，只是在日本军的主力渡过朝鲜海峡以后，他才渡过朝鲜海峡到了日本。釜山的侵略者还是留下了一小支驻军。
1596年10月丰臣秀吉应允的对明使节的接见，是所有时代最大的外交大错之一。这个日本霸主认为自己在战争中是胜利者，愤怒地发现他将被置于向中国皇帝承担纳贡义务的附庸地位，并将保证决不再进行对朝鲜的另一次侵略。他曾指望分割朝鲜，送来一个朝鲜王子作为人质，和与一个明公主结婚。只要这样说就够了：日本已经发展得不适合于中国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及它的从天朝京师放射到边缘地区的突出的文化影响。不难理解，谁都不敢把这一新的发展上报万历皇帝。220年以后，即使在一个异己的满族统治者之下，当英国国王的阿美士德使团于1816年被派往中国时，中国朝廷仍然紧紧地抱住它的世界帝国的特殊观念不放，这种观念对它的意识形态的基础是至关重要的。这一问题的费解方面是，丰臣秀吉见过沈惟敬不只一次，他的代表们也和中国人保持联系多年，直到册封的册文实际放在他的眼前时，他对争论的是什么仍然一无所知。
无论什么可能导致这一误会，其结果是和平谈判停止，而战争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1597年早期，双方恢复了敌对行动。在中国使节被给予回国通行证之后不久，据报200艘运载军队的日本船已抵达朝鲜海岸。夏季期间，另外1000艘这种军队运输船停泊在釜山。北京朝廷任命杨镐为一支新军的经理。控制满洲和北京附近地区的总督担任后方梯队总部和后勤的指挥官。这个官员邢玠作为防御的协调者，最后行使了高于经理的权力。同时，那些先前主张和平解决的官员被贬黜。沈惟敬到死被搁置一边。早些时候很得皇帝信任的兵部尚书因皇帝坚持而被处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据报他死于狱中。
中国文献指出，为这第二次战役起初调集了人的部队。它们由一支人的水师协助。邢玠说他计划了动用人的冬季攻势，但似乎是，他的军队的总数是这个数量的一半左右。一个近代日本学者认为，明的兵力和丰臣秀吉人的侵略军相等，但这似乎是太不可能了。［7］ 中国军队是靠在全帝国调动现役部队和招募而组成的。涉及所有的边境地区，有些士兵还来自遥远的四川、浙江、湖广、福建和广东。一个现实的估计可能是把明在战役高峰期间的陆军和水师加起来的兵力估量为人。
第二次战役在几个方面和第一次不同。这一次，几乎整个战役都在纬线36°以南，而不是沿南北延伸的战线进行。1597年8月，日本人推进到离汉城50英里以内；但是当明的援军到达时，战线变得稳定了。当冬季到来时，侵略者不得不撤回南方。此后他们便取守势。在第一次战役中已经认为重要的水师的军事行动，对第二次战役的结果有决定性的影响。朝鲜人起初把水师将领李舜臣投入了监狱，并委任一个不胜任的军官指挥他的舰队；他们很快把闲山岛上的基地丢给了敌人。这个错误被纠正了。在这一年结束之前，水师将领李舜臣回来了，由于他的返回，朝鲜人很快恢复了对海峡水道的控制。他的成功迫使日本陆军沿东部蔚山到西部顺天海岸采取守势。
中国人也没有忽视海军力量的重要性。按照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万历皇帝下令筹办一支舰队，并派往朝鲜领海。它被置于中国水师指挥官、炮术专家陈璘之下，于1598年5月到达朝鲜海域。［8］ 天津的港口和山东半岛及辽东半岛的港口被利用来运送给养。这支水师最后在和朝鲜人的联合部署或者在和中国陆军的配合进攻中加入了战斗。
尽管有这些战略上的优势，陆上的军事行动也决不是容易而顺利的。伤亡的巨大数字证实了战争的激烈。这次战役的中国一方还开始了党派性的争论，尤其是在战斗部队面临不利局面的时候。例如，1598年2月围攻蔚山，据说已接近于成功的结局。但是一支日本3000人的救援部队在最后时刻的出现引起了中国攻击部队的溃逃。经理杨镐因这次失败而受到指责。他因制止最后的攻击和其后逃命而受到批评。虽然他承认几百中国士兵死于战斗，他的对手却坚决认为这次损失很可能超过人。他和有很多敌人的大学士沈一贯的密切接触和这次批评有联系。这导致了杨镐的免职。
1598年春小西行长警告说，日本在朝鲜的阵地是守不住的。日本人依次下令撤退将近半数的侵略军，在朝鲜主要留下岛津氏族成员的指挥官们隶属的萨摩军人。这些人打仗很凶猛。在10月后期之前，丰臣秀吉于1598年9月18日死去的消息没有传到日本营地。那时，他们已在顺天和泗川打退了中国人的进攻。顺天之战是严重的失败，这在中国官员集团内是被承认的，虽然日本人声称他们斩首级，似乎是显著地夸大了。
这最后的挫折将北京朝廷（它还不知道丰臣秀吉之死）置于困境。提出了停止攻击和采取守势的建议。皇帝已经召集了主要大臣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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