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要争端和根本原因》。
［12］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08—211页。
［13］ 关于此案，见《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43—50页。
［14］ 杨和左的传记，见《明史》[41]，244，第6319—6333页；《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92—893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305—1308页。
［15］ 传记见《清代名人传略》[271]，第190页。
［16］ 传记见《明史》[41]，240，第6238—6242页。
［17］ 谈迁编：《国榷》[498]（约1653年；北京，1958年重印），5，第5177页。关于武后，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即《剑桥中国史》[剑桥，1979年]，第3卷），第244—321页及各处。
［18］ 阮元编：《十三经注疏》[279]（1815年；台北1971—1972年重印），5，第3874页；李雅各：《英译七经》[309]（1870年，香港1960年重印；第2版，台北，1969年），第124—125页。
［19］ 在写这一节时，我从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262]（斯坦福，1966年）得益不少，书中有对天启朝政事的详尽叙述以及对某些机构的调整和明朝政府所独有的紧张状态的出色分析。
［20］ 魏忠贤传见《明史》[41]，305，第7816—7825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46—847页。又见乌尔里克·汉斯-理查德·马米特希：《魏忠贤：对晚明太监与党争的重新评价》[368]（安阿伯，1968年）。
［21］ 《明史》[41]，305，第7816页。
［22］ 乔治·H.邓恩（耶稣会）引用迪亚戈·德·潘托加的话，见《巨人的一代：明末几十年中在华耶稣会士的故事》[148]（印度，诺特丹，1962年），第86页。潘托加的传记见《明人传记词典》[191]，第1116—1117页。又见贺凯：《明朝时的传统中国（1368—1644年）》[269]（图森，1961年），第12、80页，注[9]、[10]。
［23］ 陈子龙：《安雅堂稿》[56]（崇祯[1628—1644年]；台北，1977年重印），3，第968—971页。
［24］ 《明通鉴》[210]，4，第2975页，和《明史》[41]，246，第6380页。
［25］ 贺凯：《监察制度》[262]，第185—186页；方从哲传见《明史》[41]，218，第5759—5766页。
［26］ 韩■和叶向高传分别见《明史》[41]，240，第6231—6238、6243—624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483—485、1567—1570页。
［27］ 《明史》[41]，255，第6574页。高攀龙、赵南星、刘宗周传分别见《明史》，243，第6297—6310、6311—6314页和255，第6573—6592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8—132、701—7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32—533页。
［28］ 周嘉谟传见《明史》[41]，241，第6257—6259页，和《明人传记辞典》[191]，第263—265页。
［29］ 孙慎行传见《明史》[41]，243，第6306—6310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9—680页。
［30］ 熊廷弼传见《明史》[41]，259，第6691—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08页。
［31］ 关于这次交战，见本书第9章，《满族的挑战》。
［32］ 袁应泰传见《明史》[41]，259，第6689—6691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7页。
［33］ 格特劳德·罗思：《满汉关系，1618—1639年》[439]，见乔纳森·D.斯彭斯和约翰·E.威尔斯编：《从明至清：17世纪中国的征服、地域和连续性》[476]（纽黑文和伦敦，1979年），第1—38页。
［34］ 王化贞传见《明史》[41]，259，第6695—6706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823页。
［35］ 毛文龙传见《明史》[41]，259，第6715—671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567—568页。
［36］ 张鹤鸣传见《明史》[41]，257，第6617—6619页。
［37］ 罗思：《满汉关系》[439]，第7—21页。
［38］ 孙承宗传见《明史》[41]，250，第6465—6477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670—671页。
［39］ 袁崇焕传见《明史》[41]，259，第6707—6719页，和《清代名人传略》[271]，第954—955页。
［40］ 《明史纪事本末》[293]，4，第60—72页。
［41］ 全汉升：《南宋稻米的生产与运销》[12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0（1948年4月），第403—432页；收入他的《中国经济史论丛》（香港，1972年），Ⅰ，第278—279页。
［42］ 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国十七世纪时的科技》，[492]，孙任以都（音）和孙绍全（音）译（大学公园和伦敦，1966年），第235—247页；全汉升：《明清时代云南的银课与银产额》[120]，《新亚学报》，11（1976年），第61—88页。
［43］ 伦纳德·布卢塞：《荷兰人对澎湖列岛的占领（1622—1624年）》[9]，载《在日本召开的东方学学者国际会议记录》，18（1973年），第28—43页。又见小约翰·E.威尔斯：《从王直到施琅的海洋中国》[568]，载《从明至清》[476]，第213—220页；南居益传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85—1088页。
［44］ 关于从世界范围的角度去看这个时期的问题，见鲁吉罗·罗马诺：《16、17世纪之间：1619—1622年的经济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