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复杂的但却是历史地决定的上升性运动中，一定事物会永久地消失或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它是坏的和错误的，坏和错误这些语词的意思也就是这样来构成的。”
可是，说马克思给予道德语词一种描述的意义，犯了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这一点为马克思的捍卫者如g·a·柯亨（cohen）所否认。柯亨指出，在自然主义谬误中没有考虑或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而在马克思著作的一些段落中，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区别的。伯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就是它包含了一种历史目的论，而对此是无法进行经验的辩护的，也是无法坚持的，这恰恰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说是致命的。
在我看来，伯林反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最深层的东西——即反对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的内容——却是伯林做得最不明确最显薄弱的一个地方。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差别只是一种历史的副现象，并且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这种文化差别也将从人类生活中消失；或者，即使这种差别还存在，那也是一种边缘性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因此，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族文化将消失这个观点，但在他所写的许多著作中，包括在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中，都表明这个观点是他所赞同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即使还存在民族文化，那也是以一种如同我们今天社会中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那样的东西，根本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保留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差别，保留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话，它也不会成为战争、革命或其他深刻的社会分裂的原因。
在赞同消解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至少在消解其政治重要性和不将之作为社会分裂的原因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而伯林所反对的自然主义人类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尽管伯林在某些方面同意自然主义人类学的观点，比如与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原始形式正相对立、它把人看作是自我改造的存在的观点，就是伯林所赞同的。伯林反对自然主义人类学，是因为它依赖于先验的前提，据此认为人的本质是入或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其内容就是合作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正是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观点奠定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伦理学的最终基础。相反，按照伯林的观点，同时也是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如果存在这种本质的话——最好被看作是文化差别性的表现，是对不同于单向度发展概念的多样性生活方式中某种样式的偏好。在伯林和赫尔德看来，任何一种向度的发展的观念——比如马克思的通过合作和创造性劳动达到的自我实现观念——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或者最突出地体现了人的本质。人类可能发现这种通过合作性劳动实现自己潜能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人类发展的真正范例，但它也仅仅只是一种文化形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体现了人的另一方面本质的文化形式。然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也是启蒙运动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就是在一种历史哲学的支持下突出某一种发展样式，认为只有它才体现了人的本质。这种构成了启蒙运动和古典西方传统的核心观念，正是伯林要集中地重点地批判的。因此，伯林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伯林所反对的启蒙运动人类学的一支，并且即使不是最似乎有道理的也是最大胆最直率的一支。与马克思相反，伯林认为正是具有暂时性的文化差异性才是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伯林价值多元论人类学的最基本的观点。
伯林和赫尔德关于文化形式的表现主义观点与休谟和马克思的自然主义观点之间的距离在语言观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伯林把这种新语言观的创立归功于赫尔德，他自己只是大力赞同而已。这种语言观与以往的指称论的语言观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在从培根和洛克到霍布斯和休谟，以及到我们今天的罗素和艾耶尔的英国经验论中一直居于支配地位。按照指称论的观点，语言是一种传达独立产生的观念的工具，或者是反映描述外部独立存在的世界的工具；而按照表现主义的观点，我们的思想和活动一开始就已经是语言化的，也可以说思想和活动本质上就渗透着语言，要把语言和世界分开实在是一件毫无希望取得成果的工作。换句话说，根据表现主义的观点，把语言当作是一种中性的媒介借助于它前语言的现实才能被抓住或传达这种工具论的观点，简而言之，这种指称论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对语言的误解。恰恰相反，语言本身就可被看作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伯林赞同的赫尔德的表现主义看来，这些生活方式在内容上总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这就是所谓文化。据我估计，这种文化的观念在休谟那里是找不到的，但它的出现也不会太早于表现主义的语言观。
在休谟那里还完全找不到作为人类特性的积淀的文化形式观念，而在费希特那里，伯林发现，文化形式作为人类意志的结晶才出现了。伯林与休谟，事实上也是与马克思的深刻分歧，在于伯林把人自我进化的动力归结为选择活动，在这一方面他与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是一致的，当然他也有相当明确的保留。很显然，浪漫主义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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