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其存在之理由”。这自然不错。但我们接受传统，应该采取批评的态度。按从前的情形，本来就只有经学，史子集都是附庸；后来史子由附庸而蔚为大国，但集部还只有笺注之学，一直在附庸的地位。民国以来，康、梁以后，时代变了，背景换了，经学已然不成其为学；经学的问题有些变成无意义，有些分别归入哲学、史学、文学。诸子学也分别划归这三者。集部大致归到史学、文学；从前有附庸和大国之分，现在一律平等，集部是升了格了。这中间有一个时期通行“国学”一词，平等地包括经史子集。这只是个过渡的名词，既不能表示历史的实际，也不能表示批评的态度，现在已经不大有人用了。我们的原案至少是在努力采取批评的态度去接受传统的。如文学组必修科目原将文字学、声韵学列在最前头，词选、曲选原没有，又列专书选读两目（第二目原只包括《四史》，没有《晋书》）；这些都是采取传统的态度。又如我们努力将必修科目减少，给学生多选习别系科目——特别是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科目——的机会，培植他们的广博的基础，这也正是采取传统的态度，不过方式不同罢了。至于“文学”一词的涵义，照现行的用法，似乎有广狭之分。论现代文学多用狭义，和西洋所谓文学略同。论前代文学便只能用广义，是传统的“文”和狭义的“文学”的化合语。“中国文学史”一词中的“文学”当然是广义的。朱先生恐怕有人“误于‘文学’一词”，以为“吾国文学如欲独立，必使其脱离经史子之研究而后可”。至少我们自己相信还不至于如此。
第二项是，学生应该多读专书；专书包括朱先生所谓“古典名著”和余先生所主张的诗文词曲各专集。这原是很好的意见，我们一向也有同感。但专书太多，得加别择；专集可斟酌列入选修科目，古典名著却该列入必修科目。可是，即以古典名著而论，文学组科目表里标举的群经诸子四史等，也还只能“选读”，要学生一一读遍，恐怕是很难做到的。除非取消别的科目，只读这些；那显然是太专固了。程先生说得好：“历代典籍，文理艰深，若详加衍释，虑有非每周三小时一年所能卒业者。故此科之设，重在举一反三。其中一部分，似可期以半年，俾可多读数种。”我们的意思也是如此。这样看，文学组原列专书选读两目为必修，似乎不算少；但语言文字组只有一目，确是嫌少，我承认。学生不但应该多读专书，而且应该多读书。朱先生所攻击的“概要”、“学史”、“研究”等科目，毛病似乎不在“偏重常识”——“概要”偏重常识，“学史”、“研究”并不然——而在学生只听讲，不读参考书，不切实的作报告。这些科目若教者得人，能够诱导学生去切实读书，在成效方面可以和专书选读相得益彰。
上文提过各体文习作一科目，程先生、张先生都很注意习作。程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必修科目表中所列文诗词曲诸选，本该像选修科目中的“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一样附带习作。现在这些既然不附习作，他主张各体文习作加成六学分，第二、三、四年必修，以散文、骈文、韵文为次序；韵文又分诗歌和词曲。事实上现在各大学文诗词曲选诸科有附带习作的，这样主张的人也不少。他们以为：习作了才知道甘苦，再说，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都不习作这些，这些体恐怕要失传。文诗词曲选诸科不附习作，是我们的主张。我们觉得欣赏与批评跟创作没有有机的关联，前两者和后者是分得开的。在文学批评发达的今日，欣赏与批评也得“豫之以学”，单凭阅读与创作的经验是不够的。这里阅读的经验自然不可少，而且多多益善。创作的经验虽然也可帮助一些，但这种经验发展得难些慢些，总是落在阅读的经验后面，常语“眼高手低”可以为证；所以与其分力创作，不如专力阅读。至于“现代中国文学讨论”附习作，是恐怕埋没了一些有创作才能的学生，并非从欣赏与批评着眼。据现在的环境和青年的修养，有创作才能的学生走现代文学（白话文学）的路子，自然事半功倍。如有对于旧来各体发生兴趣的，我们原意教师可以在课外帮助这一些学生。但我现在想，文学组的选修科目里可以列入诗词习作；只消诗词就够了，别体现在作的人似乎已经不多。现在回到各体文习作，原案的用意只是学生多学一年应用的（广义）文言。我们看到一般学生的文言写作训练实在欠缺太多，而社会上暂时还需要文言，觉得有责任使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学会应用的文言。我们的目的只要使学生学会写作论文和应用文件。张先生主张将这一科改为“札记注疏文习作”，和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相近的。记得原案里这一科似乎只称为“文言文习作”，全年二学分。现行科目表中改为各体文习作，两年四学分，又加注道：“包括古代现代各体”。“古代现代各体”太广泛了，恐怕学不出什么来。西南联合大学将两年分配到白话文和文言文上，文言文注重应用；让学生除学习一年文言文外，多学一年白话文。这样办似乎切实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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