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编者将朱孟实先生《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抄给作者看，让作者写些意见；因为作者是参加拟定这个选目的六人之一。这个选目是去年六月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编选会拟定的。编选会的主席是魏建功先生。关于这个选目和这个会的正式说明，自然该由魏先生担任。本篇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对于编选会的了解如有错误，作者当自负责任。
朱先生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这句话代表大部分人对于大一国文的意见。作者却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先生希望大学生的写作能够“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这似乎只将朱先生所谓语文训练分成两方面看，并无大不同处。但从此引申，我们的见解就颇为差异。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也就是朱先生所谓“深一层”的“立本”。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别的科目凡用到国文的，其实也该分担起语文训练的责任。——不过在一年的国文教材里，物、我、今、古，兼容并包，一定驳杂而琐碎，失去训练的作用。要训练有效，必得有所侧重；或重今，或重古，都有道理。重今以现代文化为主，全选语体文，必要时也可选一些所谓“新文言”（例如朱先生所提到的《大公报》社评）。翻译的语体文或新文言，明确而流利的，也该选，而且该占大部分。重古以文学古典为主，所谓历代文学的代表作。
重今的选本可以将文化训练和语文训练完全合为一事；用朱先生的语词，便是将“立本”和“示范”合为一事。这是最合乎理想的办法，也是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办法。可是办不到。一则和现行的中国国文教材冲突，二则和现行大学国文教材也冲突。无论那个大学都还不愿这样标新立异。作者服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开了风气将一些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但也没有清一色的做去。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的原故。重古的选本有久长的传统，自然顺手顺眼。但不能达成“示范”的任务。周秦文也罢，汉魏六朝文也罢，唐宋明清文也罢，都和现行的新文言相差太远。而一般人所期望于大学生的，至多只是能够写作新文言；那些文学古典既不易学，学会了也还不是应用的新文言，自然便少有人去学了。那么，这些古文又怎样能示范呢？其实就是梁启超先生的文体，也已和新文言隔了一层，他的《常识文范》早已不是“文范”了。照作者的意见，青年人连新文言都不必学，只消写通了语体文就成（西南联大一年级生就限作语体文）。无论如何，重古的选本不可避免的使阅读和写作脱了节。多年来大学师生都感到这种困难；只有让学生课外阅读语体文的书来弥补这语文训练的缺陷——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收录语体文，是比课外阅读进了一步。
部颁大学国文选目的“编订要旨”只从了解、欣赏、修养三方面说，不提发表方面，正为了不能兼顾。编选会对于大学国文教育目的却有这一方面的议决案：“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大家的意思似乎也觉得大一学生只能继续练习语体文或新文言，而选目中的文字不能示范，所以编订要旨只从阅读方面立论。这种牺牲可以说是“实逼处此”。这个选目是重古的，而且侧重周秦两汉，如朱先生所指出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学古典太多，一年的教材里还是不能兼容并包，还非有所侧重不可。那么，侧重唐以前呢？还是侧重唐以后呢？这就到了第二个原因了。现行的高中国文教材，周秦两汉文入选的并不少，唐以后文更多。为联贯起见，大学教材自然应该侧重唐以前文。至于学生了解力远在教材的标准之下，确是事实。作者觉得这由于中学教材太高深和中学的教学太马虎之故。教学方面，现在不论。教材方面，编选会拟定的那个选目，一面固然求与中学教材联贯，一面还有矫正的意思。编选会拟定的选文标准有“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一条，正是注重联贯。但必要时初中国文里已经见的，这个选目里也收入。例如《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商务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大家觉得这两篇文字给初中学生读，嫌高深些；这里选了，以后初中就可以不选了。高中学生固然可以读这两篇文字，但大家也希望以后高中教材不再选这两篇（《礼运篇》可只选第一节）；高中和大学的教材这才可以联贯起来。这里有一种作用，这个选目虽然侧重唐以前文，尤其侧重周秦两汉文，可是都尽量选那些词句比较容易懂的。现行的高中教材里，尽有比选目中各篇艰涩的。这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这自然还希望部里能够通盘筹画。
朱先生希望大学生“有藉注解而读群经诸子，不藉注解而读两汉以后散文，而略通其大意的能力”。编选会的希望大概也只是如此。大家议定选文有注释：一，“有旧注用旧注；旧注多家，采用通行者。可以删补，务求明确”。二，“无旧注者，加简明之注释”。注释就由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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