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釋》是看錯了一欄，致有此誤。
（二）日譯本《齊民要術》
日譯本《齊民要術》上下二冊。上冊包括《要術》前六卷，西山武一氏執筆，一九五七年三月日本農林省農業綜合研究所出版；下冊第七、第八、第九三卷（第十卷刪去未譯），熊代幸雄氏執筆，一九五九年三月出版。
日譯本的校勘態度，比《今釋》要嚴肅，錯校、漏校不多，但也有一些，如「以剜剜似斗故也」，上冊二三六頁說院刻「似」作「以」，其實院刻、金抄均作「似」，這樣連帶影響它的奇異解釋；「離脊肋」、「●几」，下冊一八四頁說金抄如文，其實金抄訛作「離春●」、「●凡」；「稹稹著牙」，一九七頁說金抄如文，「著」字《萬有文庫》本空白一格，他本脫，其實金抄「著」訛作「箸」，各本空脫的是「牙」字不是「著」字。至於漏校，如上舉的「升」字；又如卷四《種李》篇引《管子》「五沃之土」，「五」上冊一八八頁採用各本的訛「三」字，沒有據金抄校正（《今釋》據《管子》校正，亦未依據金抄）；《柰林檎》篇引《廣志》「里琴似赤柰」，「里琴」是林檎的異名，上冊一九八頁採用明抄等訛文「理琴以赤柰」，解釋為用赤柰來理琴，沒有依金抄校正，尤非；引韋仲將《筆方》「復用毫青衣羊青毛外，如作「柱」法」，下冊二五三頁認為《萬有文庫》本等有「衣羊青」三字是衍文，據金抄刪去，其實這三字金抄亦有，是原先抄漏後來由「右校」補上的，不過字跡較隱不太完整而已。這三字是必須有的。清梁同書《筆史》引《妮古錄》：「筆有四德：銳、齊、健、圓。」引黃庭堅《書侍其瑛筆》：「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引宋晁說之《贈筆處士屠希詩》：「自識有心三副健。」「心」指筆心，即韋仲將所稱的「柱」；「副」是外層的「被」，即韋氏所稱的「衣」；「三副」即三重的外被，連筆心共四層；這樣的筆，能夠長期保持「健」而「圓」。韋仲將名誕，是三國魏時名書法家，善於製墨，其兄昶，善於製筆。《要術》保存下來的韋氏筆法，正是這種「有心三副健」的四層筆。「復用毫青衣羊青毛外」這句指的是第三層和第四層，即在第三層羊青毛的外面，再裹以「毫青」（即青兔毫，「衣」作動詞用）為第四層。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一記載唐代書法家歐陽通自重其字，用筆必須是「貍毛為心，覆以秋毫」，現在名國畫家有用一枝湖筆已達幾十年，筆鋒雖禿而圓健如故，這些都是韋法的發展。其他錯校、漏校還有一些，不多舉。
日譯本的校勘，主要不在錯校、漏校，而在其他方面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多半存在於漢語古文和漢字的用法及引用的古書上。例如「若朱藍之染，能不易質？」上冊二○六頁在「能」上加「不」字，可不必，因為這是反句，句末省去「乎」字，很平常的文言句法。「諺曰：「木奴千，無凶年」」，由於「諺曰」原誤作「注曰」（參看第三節第一目），一九一頁因在「注」字上加「急就篇」三字，變諺語為《急就篇》的注文，尤非。引晉周處《風土記》注：「俗先以二節日，用菰葉裹黍米，以淳濃灰汁煮之，令爛熟，於五月五日、夏至啖之。」這是記述端午和夏至二節日吃？子的習俗，但「以二節日」是自兩宋本以來一直錯脫著的字，日譯本和《今釋》都沒有消除。實際「以」是「此」之訛，或者「此」字突如其來，賈氏改為「以」字，「節」下脫「一」字，原文應是「俗先此二節一日」。這是說先一日裹？，到二節日（端午和夏至）好應節拿來吃。現在也是這樣。如果只是「先二節日」，不但講不通，而且「先」可以作從前講，那從前在節日吃？，現在不吃，就和周處所說歷久相沿的習俗不符了。我們作這樣的校正是根據《玉燭寶典》來的。該書卷五引《風土記》注正是這樣：「俗重五月五日，與夏至同。……先此二節一日，又以菰葉裹黏米，……二節日所尚啖也。」是其明證。下冊一九七頁還以二節日為穀雨，那相差遠了。《筆墨》篇說到用鐵梳梳治毫毛，「蓋使不髯。茹訖，各別之」，下冊二五二頁「髯茹」連詞，並說「茹」疑「而」（古「●」字，即頰毛）之誤。其實「不髯」已足夠說明梳治毫毛不使雜亂，不必再用和「髯」同義的「●」字；而「茹」實係製筆過程中很辛苦的工序，是特用術語，不是錯字。毫毛經過梳治後，還不能直接拿來製筆，必須再經過「茹治」，這是極細緻艱辛的勞動，和梳毛工序是兩回事。梁同書《筆史》：「製筆謂之茹筆，蓋言其含毫終日也。……今製法如故，而茹筆之名隱矣。」但唐代還稱為「茹」，蘇易簡《文房四譜》引唐陸龜蒙《哀茹筆工辭》：「爰有茹工，工之良者。擇其精麤，在價高下；闕齾叉互，尚不能捨。旬濡數鋒，月禿一把。」祖國的書畫藝術，原來是先要經過茹工這樣艱辛感人的勞動製出好筆纔能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今釋》七二○頁「髯茹」亦連詞，釋「茹」為雜亂，也少了這一道茹工。
豬飼彥博的校改，頗有問題，已見前述，而日譯本頗多採用。下冊一三三頁改「五味脯」為「五味腊」，二四五頁改「養老自幼」為「養老育幼」等是正確的。但如一四八、一四九頁認為「斛」是「臛」的北方音近俗用字，再進一步改「解」為「斛」，然後又以「斛」扣合「臛」字，又如改「節」為「胵」，也說北方音近俗用等等，不免缺乏根據，問題太容易解決了。引《食經》有一種「臉●」，是腸和血合煮的羹，原文「……細切將血奠與之，——早與血則變」，「將血」二字實際是「血將」倒錯，致不可解，一五○頁因改二「血」字為「皿」，則和為什麼給早了會變不協調。「奠」是裝盛方法上的《食經》、《食次》特用語。《北戶錄》卷二「食目」：「南朝食品中，有……臉●」，唐崔龜圖注引《要術》作：「……細切血，將奠與之，——早與血則變也。」倒轉二字，就很明白，是說在將盛供前纔下血，否則下早了血會變老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諸如此類，也不多舉。
附錄二《齊民要術》主要版本的流傳一、引言二、北宋崇文院刻本三、日本金澤文庫舊抄卷子本四、南宋張轔刻本五、南宋本的明代抄本六、元代刻本的推測七、明代馬直卿刻本八、明末胡震亨——毛晉刻本（《秘冊彙函》——《津逮秘
書》本）
九、日本山田羅谷刻本及仁科幹覆刻本十、清代張海鵬刻本（《學津討原》本）
十一、清末袁昶刻本（漸西村舍本）
一、引言
《齊民要術》的最早刻本，據現在所知，是北宋初期的崇文院刻本，在這以前大概還在抄寫流傳的階段。以後南宋、元、明、清都有續刻。清以後還有石印本和鉛印本。所有這些後出之本都由北宋崇文院本一個本子輾轉承傳下來，不下二十餘種，其質量都沒有超過北宋本的，而明代刻本和據明代刻本翻刻的本子質量更差。
崇文院刻本現僅存二卷（原書十卷），在日本；另有崇文院系統本的抄寫本九卷，亦在日本。這二本的質量相當好。南宋張轔刻本早已佚失，現在有殘缺不全的校宋本。南宋還有張轔本的覆刻本，亦已散失，現在有它的抄本，就是《四部叢刊》所影印的。這兩種南宋本也相當好。
元代刻本未見，但從有關文獻可以推知它的質量並不好，它是開《要術》壞本之漸而嚴重影響以後刻本的。可是元代的《農桑輯要》引錄了《要術》前六卷的大量資料，基本上和兩宋本的內容相符。
明代有三種刻本，即一，馬直卿湖湘刻本，是元刻本系統的覆刻本，現在已不多見；二，華亭沈氏竹東書舍刻本，現亦不多；三，胡震亨《秘冊彙函》——毛晉《津逮秘書》本，是湖湘系統本的覆刻本，印數最多，流傳最廣，影響最大。這三種本子都直接間接沿襲元代刻本而來，質量都不好，而胡、毛刻本最壞。
清代乾嘉以後開始對明代壞本進行勘謬工作，其中得到出版的有二種本子，即張海鵬的《學津討原》本和袁昶的漸西村舍本，有一定程度的勘正，但離開兩宋本水平還很遠。另有幾種校勘得相當精好的稿本，超過《學津》本和漸西本，但沒有出版。以後翻刻或續印之本就多了，都沒有超出《學津》本、漸西本的範圍，甚至還有依據明代《津逮》本翻印或影印的，那質量更壞。在日本，乾隆初年也有據《津逮》本覆刻之本，以後還有據該覆刻本一再翻刻和重印的，當然也只能是《津逮》壞本的翻版。
《要術》一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至北宋始有刻本。刻本至元代開始變壞，至明代胡、毛刻本達到極點。清代做了不少糾謬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績，但至漸西本止，還相差很遠。至於漸西本以下，更不足論。所以本文記述各種版本的承傳及其遞變，並略加評語，自北宋崇文院刻本至漸西本止，其餘概從略。
二、北宋崇文院刻本
（影寫和影印高山寺二卷本）
崇文院刻本是北宋仁宗天聖年間（公元一○二三至一○三一年）官刻本子。據《文獻通考？經籍考》所載南宋李燾《孫氏齊民要術音義解釋序》稱：宋真宗天禧四年（一○二○年）詔刻唐韓鄂《四時纂要》及《齊民要術》二書，「以賜勸農使者」，宋王應麟《玉海》亦載其事，是因利州轉運使李防（原訛作李昉）的請求而詔刻的。據現存文獻，這是關於刊行《要術》的最早記錄。另據《要術》南宋張轔刻本葛祐之《序》稱張轔據刻的原本是「天聖中崇文院校本，非朝廷要人不可得」，天聖中下距天禧四年不過幾年，在幾年內似不可能刊印二次《要術》，葛《序》所稱天聖中校本，實際應該就是天禧四年詔刻之本，至天聖中刻成頒行的。這個本子，大概是脫離抄寫流傳階段的最早刻本。
崇文院刻本（以下簡稱「院刻」）大概在元明之交已散失。現在只有日本還殘存著這個本子的第五、第八兩卷。原藏日本京都高山寺，所以也稱「高山寺本」。書中「玄」、「敬」、「竟」、「殷」、「恒」闕末筆作「●」、「●」、「●」、「●」、「●」，是避趙匡胤之始祖名玄朗、祖名敬、父名弘殷及宋真宗名恒的名字和同音字改的。又「通」字缺末筆作「●」，則是宋仁宗時避劉太后父名通改的。通字避改只在仁宗初年，天聖的九年在其內，至明道二年（公元一○三三年，天聖後二年）就明令不再避改，因此可以推定高山寺本不但是北宋本，而且是天聖間崇文院刻本。
高山寺本頁心高二十四公分，寬十五點五公分。每半頁八行，行大字十七（間有十八。卷前《雜說》則全是十八），小字二十五六（間有二十七八九）。版心摺疊處刻有「民一」、「民五」或「民八」……字樣，「民」代表《齊民要術》，數字就是卷數。每卷首頁第一行是「齊民要術卷第幾」（下蓋楷書「高山寺」硃印），次行題「後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撰」（但卷一不題此行），再次就是本卷的總篇目，總篇目後就是篇題和正文，中間都沒有空行。以後刻本都仿照這個格式。
現存的兩卷，卷五連總目共二八頁，卷八連總目共三八頁，但卷八脫去最後半頁，缺自「別帶皮」以下三九字。刻字樸健精好，具有宋版的特色。沒有空心、墨釘，錯字脫字也不多，可以推知其據刻原本是比較完好並且校刻是比較精審的。年久不免蝕爛剝落，不過以頁心外的上下空欄和版心的摺邊上較多，頁裡較少和較小，所以除少數字殘缺不清外，基本上還是完好的。院刻距《要術》的時代最近，原本上還沒有產生很多錯誤，校勘也比較認真，採取保存原樣，注明異文的態度，無任意更改之弊，因此具有相當高的正確率，為以後續刻各本所不及（舊刻各本都是由院刻一個系統輾轉傳刻的）。卷內略有錯字，《要術》本文的比較少，也比較一般，而以引《食經》、《食次》文為較多，也比較不容易改正，當是據刻原本已有錯誤，或者《要術》引用《食經》等原書已有錯誤。
高山寺本以後有幾種傳抄本。據日人小出滿二《關於齊民要術的異版》（載日本《農業經濟學研究》五卷三期，一九二九年出版）所記，最早的是文化五年（公元一八○八年）的抄本，現存內閣文庫。書末有依田惠的跋文，稱：「《齊民要術》第五、第八兩卷，平安？尾高山寺所藏也。高山寺有蓄舊書之名。官府使人訪求其書，惟有目而散佚已盡，獨遺此耳。……年時不可得而考，……。祭酒林公，命屬吏林彝繕寫之，以為學院之藏。」這是抄本。是彼時已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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