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評》第六節第四目。以下簡稱《校勘始末述評》）。至於說用王《書》來校勘《要術》第九、十兩卷，那更是使人不可解的話，因為《要術》九、十兩卷的資料，在王《書》中是沒有的。但楊守敬雖然沒有將這個小島影寫本借給羅振玉，卻曾借給柯逢時轉交給丁國鈞校勘湖湘影寫本，時間在一九○○年秋，而羅之遇楊在同年冬（見《校勘始末述評》第六節第二目）。
羅振玉影印本五、八兩卷的首頁書名下，各有「高山寺」印記一顆，但一卷中僅此一顆。可是小島影寫本上不但卷首不止一顆，卷內還有許多顆，大都蓋在篇標題下。這個現象很奇特。但影寫本所勾描的破爛痕跡，和影印本的殘文斷筆兩相吻合，卷八缺最後半頁也相符合，兩本同出一本是毫無疑問的。影寫本的所以多出那些印記，是小島多事後來請高山寺的住寺僧加蓋上去的。小島在書末有如下的題記：「高山寺經籍各書所押二字，今猶見在。壬寅（一八四二年）十月，住寺僧十無盡院阿闍梨，為余手捺各處，記為後證焉。」影寫本上的簽字式，要請高山寺僧代押，可以想見那些印記也是高山寺僧代為加蓋的。
關於院刻的頒行本，事實上是很少的。它只頒給「勸農使者」，所以葛祐之《序》說：「非朝廷要人不可得。」李燾《孫氏齊民要術音義解釋序》也說：「本朝天禧四年詔並刻二書（按指《齊民要術》和《四時纂要》），以賜勸農使者。然其書與律令俱藏，眾弗得習。」可見不是農官或大官是得不到該刻本的。由於頒行的刻本很少，因此流傳不廣，也容易失傳。直到南宋初年，還是「市人輒抄《要術》之淺近者，摹印相師，用才一二」（李燾《序》）。而葛祐之也說：「按《齊民要術》，舊多行於東州。僕在兩學時，東州士夫，有以《要術》中種植蓄養之法，為一時美談。僕喜聞之，欲求善本寓目而不得。」葛祐之得不到善本看，可見他是看到過壞本的。這種壞本，應該就是當時市民和「士夫」輾轉傳抄的，或者竟是書賈翻刻的。這種本子，我們懷疑和金澤文庫舊抄卷子本很有關係。
三、日本金澤文庫舊抄卷子本（影印金澤文庫九卷本）
所謂「卷子本」是抄好後裝裱成卷軸，不裝訂成冊子。原本十卷齊全，現缺第三卷。每卷裝裱成一軸至三軸，現共二十二軸。抄成於一二七四年。據抄的本子是院刻系統的另一抄本。一九四八年有日本影印九卷本布面精裝一冊。
原本直長二八點五厘米，每軸橫長不等。卷內上下欄用淡墨劃線。每行大小均十五字。因為是按卷軸式抄寫，不用頁碼，每頁行數，無跡可尋。影印時去掉上下欄劃線，以十四行為一頁，共分四五五頁，外加第一軸表紙的攝影留真一頁；以二頁上下各佔一頁的地位合印成一面，共印二二八面。可見影印本比原本縮少很多。影印本卷中有空白處，即是由原本軸尾不滿十四行而空出的。
因為這一卷子本原是金澤文庫舊藏，所以通稱「金澤文庫本」。金澤文庫是日本文永建治年間（一二六四至一二七七年）北條實時創立的，藏書豐富，很有名。到元弘三年（一三三三年），鎌倉北條家滅亡，藏書散出，輾轉易手，只有少數現在還保存在文庫所在地的稱名寺。
這一卷子本於天正年間（一五七三至一五九一年）由豐臣秀次持歸。其後經相國寺僧之手，於慶長十七年（一六一二年）獻給德川家康，在當時的駿府記上，還記錄著「《齊民要術》十卷」。不久家康薨亡，於元和年間（一六一五至一六二三年）賜讓給尾張（今名古屋）德川家。在尾張德川家元和年間的御讓本書目中，只記錄著「《齊民要術》九卷」。可見卷子本第三卷的佚失，是在一六一二年以後至一六二三年之間。二百多年以後，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記載有這一《齊民要術》手抄卷子本，缺第三一卷，避名闕末筆與高山寺本相同，是取原於宋本的。每卷有「金澤文庫」印記。但《訪古志》說藏於尾張真福寺。因此一再有人向該寺探問，但是摸不到頭緒。尾張真福寺原是伊勢移轉後醍醐帝皇子藏書之處，現在還存有一些珍貴古書，但和尾張德川家不相干。森立之不知怎樣記錯了地方。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根據森立之所說，也記載尾張真福寺有卷子本九卷，並說如能得到該本，則賈氏之書為完璧。特記之以告後人。羅振玉《雪唐校刊群書敘錄》也認為尾張真福寺有古寫卷子本，希望得該本校勘得一善本。但是幾十年來都沒有發現。該本既不在真福寺，它的發現，是得之於一直以後的一個偶然的機會。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的讀書週，在名古屋市圖書館舉行典籍展覽會時，德川家把這一卷子本《齊民要術》在會上展出，該本不在真福寺而在其附近的德川家，纔為日本學界所知。一九二八年九月，小出滿二第一個得到利用該本作校勘的機會。
這一卷子本現藏德川家東京蓬左文庫，概不借出，一般人仍是很難看到。一九四八年三月，日本農林省農業綜合研究所借得該本用珂羅版影印，即上述影印金澤文庫抄本（簡稱金抄）。除本文外，前有影印本《序》（該所所長東？精一撰）、《凡例》和影印不清的校記（但止於影印本的一四三面，以下未校），後附所員西山武一氏的《齊民要術傳承考》長文一篇（三七面）。
原卷子本的保存很好。卷子外面是深青色的紙。各軸外面的題字，想來還是將近七百年前金澤文庫當時寫的。據小出滿二說：「此本一見就可知道是鎌倉時代的貴重物品。」每卷除在卷內首尾兩處低蓋楷書「金澤文庫」墨印外，在卷頭書名右上角並蓋有「御本」硃印。並於表紙欄外下側速寫「墨紙幾十幾枚」字樣（例如第一軸寫「墨紙二十九枚」），指出該軸是由若干張的抄寫紙裝裱成的。
第一卷末尾有左列四種題記：
（一）「書寫點校的詳細，記於第十卷的裏頁。」
（二）「本云寶治二年戊申九月十七日，承康樂寺僧正讓賜者典藥權助和氣種成在判」
（三）「仁安元年十月六日，在東阪本的河原口坊用唐摺本書寫完了一校完了同七日再校完了」
（四）「建治二年正月十五日，用由近衛羽林賜借的摺本校訂完了」
在第四卷，上列（一）（四）兩條也同樣有，（四）的日期是「建治二年後三月九日」。（一）（四）兩條像是同一人的筆跡。（二）（三）兩條則像是另一人的手筆，各卷都有，文字稍有出入：六、七、八三卷無「康樂寺僧正」字樣，「讓賜」作「傳得」，第十卷作「自康樂寺僧正之手傳取之」；典藥權助是官名，二、五、九三卷還在上面加上「正五位下行」五字，下面「種成」作「朝臣」，七、八兩卷則無此署名，只有「在判」二字；書寫的日期，除第一卷外，只有九、十兩卷有記載，第九卷作「仁安元年九月廿八日牛時書」，第十卷作「仁安元年九月晦於百齊寺以唐摺本書了」；每卷都校對兩次，日期在仁安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七日之間。另外第十卷最後還有熟練草書所寫的下列題記一條：
「此書一部十卷，小川僧正祕書，自京都借出此抄本（按即仁安抄本），抄寫校訂完了。於時文永十一年三月十一日。
越州刺史花押」這最後一條可能是北條實時親筆寫的，小出滿二並認為上述（一）（四）兩條也是他自己寫的。
從上述題記可以看出，卷子本雖源出崇文院刻本，但不是直接從刻本抄寫的，而是在它之前另有一個仁安抄本，它是根據這個仁安抄本轉抄的。仁安抄本於仁安元年（一一六六年）九月底在京都附近東阪本的河原口坊及百齊寺依據「唐摺本」（院刻系統本）抄寫完畢。每卷都校對兩次，至十月七日二校全部完畢。八二年後至寶治二年（一二四八年）九月十七日，康樂寺僧正把這一部抄本送給和氣種成（曾任侍醫兵庫頭，一二八八年卒，年六八）。再後二十餘年，金澤文庫的創立者北條實時，經小川僧正的介紹，從京都借出這個仁安抄本，於是抄成了這一部金澤文庫卷子抄本。
金澤文庫卷子本抄完後曾和原抄本校對過。抄校完畢的日期是文永十一年（一二七四年）三月十一日，有越州刺史北條實時的親筆題記。抄寫時把仁安抄本上卷每卷末尾原有的（二）（三）兩條題記也照抄下來了，所以這兩條前後相隔八十二年的題記會是同一筆跡，這多半是抄寫人隨手同時抄下的。抄完後兩年，即建治二年（一二七六年），又向近衛羽林借得「摺本」校對，卷一於正月十五日校畢，卷四於後三月九日校畢，都有題記為證。
就現存卷子本觀察，字裡行間，校字滿紙，收到校正上的相當效果，同時也反映初抄時的粗疏。校字都夾寫在原文的旁邊，夾寫在左旁的，校字下面都加上一個「摺」字，表示根據「摺本」而來，包括錯字和脫文，所校最多，也較精密；夾寫在右旁的，沒有「摺」字標記，所校較少，僅及脫文。大概左旁的「摺」校，是北條實時自己依據近衛羽林的摺本校對的，可惜沒有校完全書。因為自第六卷中卷以後，就不再有「摺」校出現。卷四的摺校完成於「建治二年後三月九日」，他在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就死了。所以卷一、卷四題記曾說書寫點校的詳細記在第十卷末，而事實上沒有能夠寫上（關於金抄的校勘，詳見《校勘始末述評》）。
卷子本抄寫時，有不少是翻轉寫過字的舊紙的背面抄寫的。這些舊紙是鎌倉時代的北條氏文書（因其有歷史價值，早經另行影印），其年號有仁平、應保、仁安、文治（以上在十二世紀下半葉）、承久、嘉禎、仁治、建長（以上在十三世紀上半葉）、文永等，其中文永最多，但沒有文永六年（一二六九年）以後的。
卷子本第六卷的首頁之前，抄有「大宋靖康二年百忌圖」，頗像過去舊曆本前面一頁的式樣。它並排地分兩欄寫著十二個月的大小月和二十四節氣的時日，左邊繪有「春牛圖」，已不明，圖下並排寫著下列四句：「喜逢丁未年，耕種早向前，絲綿十分熟，麻麥滿山川。」靖康二年（一一二七年）是金兵陷汴京的一年，就是南宋建國的第一年，即高宗建炎元年。這個「百忌圖」應是仁安抄本上原有的，卷子本抄寫時依樣照抄下來了。仁安抄本上為什麼會有？當是依照所抄原本抄下來的。所抄原本上為什麼會有？可能是當時書主人寫入的。
這一卷子本源出院刻系統是沒有問題的，最重要的證據是「通」字等缺末筆和院刻相同。把它和現存的院刻五、八兩卷校對，也是基本上一致的。而且既附有「靖康二年百忌圖」，也表明據抄原本是南宋紹興刻本以前的北宋系統本。雖則藤原佐世在寬平年間（八八九至八九七年）編寫的《日本國現在書目》已載有「《齊民要術》十卷」，那是唐代的寫本，遠在院刻之前，而此種寫本在日本也早已失傳，金澤文庫本又有宋代闕筆的字，它不可能源出唐代寫本。
此外還有如下的有力證據。卷子本有兩處文字顛倒，現在影印本上仍保留原樣，並在《凡例》中說明。一處在第八卷，見影印本一五五面下至一五七面上，和現存院刻第八卷核對，剛巧是院刻三七頁與三六頁的顛倒。其二在第十卷，見影印本二○二面下至二○三面上及二○八面下至二○九面上，這兩段應該彼此對調纔合適，兩段剛巧各相當於明抄的十六行，明抄與院刻同為每行十七字（大字），院刻每頁十六行，則剛巧相當於院刻的兩頁，而這兩頁在據抄原本又倒置了。又第九卷「暫經沸湯即出」的「即」字右旁，多出「民九」兩個怪字（見影印本一八一面上，「九」字錯成像「丸」），既不是校正錯字，也不是補正脫文，其實是《齊民要術》第九卷的版心的卷數號碼「民九」被錯抄進來的，而這樣的卷數號碼正是院刻所特有（見上節）。
另外影印本還有三處文字顛倒。一為一一八面上應和一二三面下互換位置。其二在二一一面，上下欄應該倒過來。這兩處顯然是由於影印本拼版時的錯誤。其三為二一三面下第十四行至二一七面下第三行，應和二一八面上第一行至二二一面下第七行互換位置。這一顛倒有些怪，剛巧發生在卷子本末兩軸前後接頭之間，不像影印本拼版時的錯誤，而是卷子本原有的。但卷子本原有的顛倒，在影印本《凡例》和西山武一《齊民要術傳承考》中只指出上文第八、第十兩卷的兩處，沒有提到這一處。其中二一三下至二一七下的一段，合明抄的九七行，相當於院刻的六頁另一行；二一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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