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致與校宋本相同，但也頗多異文。它補正了校宋本的一些脫誤，也校正了北宋本的一部分錯字。但進一步要求，則校改還有不夠的地方。同時本身也存在著不少錯誤。這一方面是由於抄錯和抄漏，另方面是來自據抄原本的錯刻。輾轉抄刻的結果，往往如此。但脫字不多，空白極少，沒有脫頁和錯頁，抄寫精好，影印清晰。全書沒有一處塗抹和勾乙，字旁添補的字，也只有卷一《耕田》篇的「一」字和「形」字兩個，而且這二字還有後人加添的嫌疑。因此在抄寫技術上，看起來很清楚醒目，比之金抄的校改滿紙後仍然有很多錯字（這部分錯字也還遠比明抄多），不可同日而語。但另一方面，明抄原出南宋本，已經經過幾道抄刻的手續，比之北宋本，雖有勝過金抄的地方，也有不及金抄的地方。這不及的方面主要表現在金抄中和院刻符合而正確的部分，往往可以校正和填補明抄的錯字和脫文。明抄單獨存在，瑕瑜相半，配合院刻、金抄使用，則兩長俱顯，作用就大。它的價值，與院刻、金抄，可說鼎足而三，而卷帙和內容的完備，為任何本所不及。
明抄出自龍舒本系統，沒有問題，但它所據抄的原本是否就是張轔原刻，很有問題。據我們推測，張轔後當另有一刻本，校宋本據校的原本就是張轔本，而明抄據抄的原本則是另一刻本。
首先從內容上看，明抄和校宋本存在著不少差異。茲僅舉卷前的《序》、《雜說》及卷一為例，其主要差別，有如下表：（資料庫編製者按：《》表示校對的字。）
標目原文校宋本明抄備註《序》《食》為政首《是》（同金抄）《食》
智如禹湯，不如《嘗》更《常》《嘗》（同金抄）
令口種一《樹》榆《樹》（同金抄）《株》漢書龔遂傳亦作「樹」
胔《履》相繼《履》（同金抄）《腐》《雜說》每年《一》易《一》（同金抄）《二》據勞季言校宋本
《一》入正月初《亦》（同金抄）《一》
皆是白《汁》《汁》《汗》據勞季言校宋本
《校》平者種瓜《校》（同金抄）《邵》「邵」字有後人添補的可能卷一《耕田》篇至春而《開》《開》（同金抄）《開》《墾》
《春》既多風《秋》《春》（同金抄）皆《？》於故《基》（引《禮記。月令》鄭玄注）皆《匝》於故《墓》皆《市》於故《墓》
紀，猶《合》也（引同上）《合》（同金抄）《舍》卷一《種穀》篇阿邏《邏》（穀種名）阿邏阿邏《邏》晚者蕪薉難《治》《出》（同金抄）《治》
《輒》以鐵齒●楱縱橫杷而勞之《輟》《輒》（同金抄）連雨則《生》《耳》《連》《耳》《生》《耳》（同金抄）
莽忙《補》反《輔》《補》夫《仁》，亦在熟而已矣（引《孟子》）《人》（同金抄）《仁》（同孟子）
以上十八例中，有的也許是形似抄錯，但如「是」的作「食」，「樹」的作「株」，「履」的作「腐」，「亦」的作「一」，「校」的作「邵」，「開」的作「開墾」，「秋」的作「春」，「阿邏」的作「阿邏邏」，「出」的作「治」，「連耳」的作「生耳」等等，決不是抄錯，而是根據據抄原本來的。這些重大的差異，只在卷一及以前的，已足夠說明明抄的據抄原本不是張轔的龍舒原刻，而是另一刻本。而這另一刻本「基」的誤為「墓」，與龍舒本相同，在別處這種同樣的錯誤還很多（如《序》的「畜五牸」，「牸」校宋本和明抄均誤作「？」等），又足以說明這一另一刻本是龍舒本的覆刻，因而沿襲龍舒本的錯誤沒有改正。就十八例和金抄比較，龍舒本更接近金抄，而覆刻本經過復刻之後又多了一些改動，有的改對了（如「治」、「輒」等），有的改錯了或者不必（如「二」、「株」等）。除此之外，明抄還有填補校宋本的脫字的，如卷五《種桑柘》篇「興平末」及「扶老杖」，校宋本脫去「末」、「杖」二字，明抄補上，也是所據原本非出龍舒本之證。
其次就避名改字來看，上舉第三例「樹」的改為「株」，是南宋紹興以後避宋英宗趙曙同音字改的。據欒調甫考證（一），宋人避名改字濫及嫌名、同音字等，始於南宋孝宗之世，紹興年間尚無此例。龍舒本刊於紹興十四年，所以還沒有避改，明抄改為「株」，是紹興以後覆刻本的佐證（二）。
復次在款式方面，二本也有不同。校宋本的行款，黃蕘圃和勞季言二本所記，都是每半頁十行，每行十七字。可是明抄是每行大字十七，小字二十四五，和校宋本不同。這是一。自《序》和《雜說》銜接處，在院刻是接連刊刻，中間沒有剩空，已見前述。現在金抄和校宋本也是這個格式。張步瀛和劉壽曾校宋本在「雜說」二字處都記明「宋本接《序》連寫」可證（陸心源《群書校補》本失記）。但明抄《雜說》另起一頁。這是二。龍舒本的葛祐之《齊民要術序》，明說「求僕為序，以冠其首」，顯然應該在書的開頭，可是現在在明抄是在書的末尾，這是覆刻本把它移後的。這是三。（這個序，以後各本也都移後，但在湖湘本還是和明抄一樣是「《齊民要術序》」，《津逮》本開始加上一個「後」字，自此以後，各本都變成「《齊民要術後序》」。《津逮》本隨便更改的地方很多，這是一例。）
關於明抄抄寫的時期，已無從推測。《縮本四部叢刊初編書錄》稱明抄「常皆作嘗，當出崇禎間人手筆」。上表第二例的「常」，即改為「嘗」。這個意思是說明抄因為避明光宗朱常洛的名字所以這樣改了，因此推定為抄於明光宗（一六二○年）以後崇禎年間（一六二八至一六三四年）。以後很多人均主其說。其實這個說法有問題。因為這字金抄也作「嘗」，「嘗更」是親身經歷的意思，作「常」是錯的。而且明抄中「常」字很多，並沒有「皆作嘗」，並且還有應該是「嘗」字而寫作「常」的，例如卷八《作醬等法》篇「嘗為菹酢者」，即寫作「常」，更無法拿避名來解釋。如果說「嘗」字反而寫作「常」是避名舊規解除後只要看見「嘗」字就改復為「常」，所以改錯了，這更說不通。因為明抄本身正在避改，怎麼同時又能出現改復現象呢？
六、元代刻本的推測
元代刻本，據莫友芝《郘亭知見傳本書目》所記，說是「每頁二十行，行大字十八字」。現存的任何版本，都沒有這個款式。文獻上不見較多的記述，未知何人何年所刻。原書未見。欒調甫《齊民要術版本考》稱：「近聞劉君仲華言「曩蓄一本，板式絕似元槧，取校《津逮》本，墨、等、脫文，大體相同。」」雖然劉仲華所見，是否元刻，尚在疑似之間，但元刻的質量並不好，可以從各方面推測得知。《要術》各本在流傳過程中出現很多錯脫，就現存諸本看來，從明代的湖湘本開始。湖湘本的這種錯脫，可以明顯地看出不是一般的錯刻，而是存在於據刻原本。這個原本，不可能是兩宋諸本，因為兩宋諸本不存在那樣多的錯脫，它只能是兩宋以後的刻本。兩宋以後的刻本，在湖湘本以前，只有元刻本。因此湖湘本的據刻原本就不可能不和元刻本有關，其嚴重錯脫，應追源於元刻。《津逮》本源出湖湘本，劉仲華所見絕似元刻的那個本子，既然墨釘、空等、脫文和《津逮》本大致相同，可能竟是元刻本。
卷五《種紅藍花梔子》篇有一段文字，湖湘本和《津逮》本都搞亂了。借《津逮》本的錯亂情況作說明，可以推知湖湘本和元刻本的關係。這段文字院刻的原文和直行排列的款式是這樣：
作米粉法粱米第一粟米第二必用一色純米勿使有雜●使甚細
「●」應從臼，正字應作「●」，是舂的意思，俗寫作「●」或「●」院刻錯成從白，問題原不大，可是《津逮》本將這個字割裂竄亂成如下的形式，就無法理解了：
作米粉法染米第一粟米第二如用一色純第米勿使有雜白使甚細「染」、「如」是「粱」、「必」之誤，問題不在這裏。問題在正文的「●」字被割裂成兩半個，又錯成「白第」二字，分竄入注文內的兩小行中，致使「純」下多一「第」字，「雜」下多一「白」字，而正文失去這個「●」字，使「使甚細」不成句，就完全不知道在說什麼了。可是湖湘本變更每行字數後，還要錯得厲害：作米粉法染米第一粟米第二如用一色純第米勿使有雜白使甚細
很明顯，湖湘本的所以更錯亂，是變更原來每行十八字為十七字的結果，它順著注文的字序排列，至「純」字滿行，自然將「第」字提行，因此原來是「白第」二字並列的，現在是「白雜」並列，致使「●」字原被割裂成「白第」二字的痕跡，也被泯滅無遺。
湖湘本每行十七字。這個錯亂，只有在每行字數多於十七字而改為十七字的情況下纔會發生，而元刻本正是每行十八字的。從這裏可以推測，是元刻本首先錯割成「白第」二字，分入注中，湖湘本是元刻系統的本子，所以它纔會錯成這個樣子。（注意這裏只是因為元刻本每行十八字和《津逮》本相同，所以借《津逮》本代替元刻本作說明，不是湖湘本襲《津逮》本之誤，相反，《津逮》本刻於湖湘本之後。）
明楊慎（升菴）《丹鉛總錄》卷九摘錄有《要術》中奇字若干例，其中有四例很值得注意。原文如下：
（一）「●：無音切。《玉篇》亦無此字。其云：「●死不扇，便任耕種。」似蔭意。」
（二）「苯：奔去聲，蠢笨也。」
（三）「●：「烏驛切」。「恣意飽食亦不●。」」
（四）「●●：上「草片切」，下「蘇革切」。」
四例中加點號的各字都是錯的。（一）例的「●」字是「葉」字之誤，原句是「葉死不扇，便任耕種」，指開荒時環剝去大樹的一圈樹皮，使樹葉枯死，不遮蔽陽光，便可以墾地耕種，見卷一《耕田》篇。（二）例的「苯」字是「笨」字之誤，是簡單粗糙的意思，見卷七《笨麴並酒》篇及卷九《煮膠》篇等。這二字在現存所有《要術》各本中都作「葉」和「笨」，沒有作「●」、「苯」的。（三）例「●」字的音切，應如院刻、金抄、明抄作「烏縣切」，讀近絹音，「不●」是飽食不厭的意思，見卷八《蒸缹法》篇「缹豬肉法」，湖湘本纔開始錯成「烏驛切」，以後《津逮》本等都跟著錯。（四）例「●」字是「●」字之誤，音切「草片切」是「莫片切」之誤，見卷九《煮●》篇，金抄、明抄均作「●」、「莫」，其誤亦始於湖湘本，但湖湘本更錯「●」為「●」，《津逮》本跟著錯，《學津》本、漸西本已改正。
《丹鉛總錄》（其門生所輯錄）成書於明嘉靖年間（一五二二至一五六六年），《要術》湖湘本刻於嘉靖三年（一五二四年），《丹鉛總錄》成書時，湖湘本已出版。但楊氏所見《要術》奇字有特殊的「●」、「苯」、「●」之誤，不存在於前此的任何一本，他所用的《要術》，顯然不是湖湘本，更不是兩宋本，唯一可能的本子只有兩宋本後湖湘本前的元刻本（或者它的抄本或覆刻本）。而湖湘本的現有錯字「驛」、「草」和「●」，正是沿襲元刻系統本之誤而來的，由「●」錯成「●」，其沿誤之跡，亦頗明顯。
湖湘本出版後十三年（一五三七年），楊慎寫成《丹鉛續錄》，卷四又據《要術》採入一條：「野稻不種而生曰穭，刈稻明年復生曰●。」這個「●」字也是錯的。這字見於《要術》卷二《水稻》篇引晉呂忱《字林》，兩宋本均作「秜」。《說文》：「稻今年落，來年自生曰秜。」《字林》依據《說文》採錄此字，證明兩宋本的正確無誤。但湖湘本開始錯成「●」，《津逮》本因之，漸西本據校宋本校勘，採兩可之說，更錯成「秜●」。湖湘本的所以搞錯，也應追源於元刻本，因此又被楊慎所誤錄。楊慎不加細察，隨手摘錄，固然不夠嚴肅，而元明刻本開始製造嚴重錯失，不能辭其誤刻之咎。
湖湘本的內容雖有和南宋系統本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從南宋本而和北宋系統本相合的地方。這種地方，甚至錯字和脫文也和北宋本相合，很難用偶合來解釋。其例甚多，詳見下節。因此我們懷疑湖湘本所從出的元刻本，不僅據南宋本翻刻，同時還有北宋本作依據。當然這兩個宋本都不是完好的原刻，而是已經有很多殘爛缺脫的，或者竟可能是像日本仁安抄本所據以抄寫的那樣的本子（見第三節），並且又多殘脫。
元代官撰農書《農桑輯要》中引用了《要術》的大量資料，往往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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