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系統本給補正了，如卷六《養牛馬驢騾》篇「三曰善芻」，明抄訛作「下芻」，金抄不訛，《津逮》本亦不訛；卷十「藨」條金抄、明抄脫「《爾雅》曰：「藨，麃」」五字，《津逮》本不脫，不過下一「麃」字仍訛作「藨」。欒調甫以這二處的補正歸功於胡震亨，其實這二處湖湘本已先補正。第一例是湖湘本回復北宋本的又一例。第二例湖湘本亦訛作「藨、藨」，胡、毛照樣跟著錯。其實不查原書，任它錯亂是《祕冊》——《津逮》本的「通例」，不勝枚舉。空脫、墨釘，湖湘本原已不少。《祕冊》——《津逮》本改湖湘本每行十七字為十八字，在湖湘本剛好十七字一行成段落的地方，《津逮》本沒有鏤空最後一字，因此又添上一些墨釘（如卷六關於養馬「馬生墮地無毛」段）。卷十錯刻成兩個「五十一」頁（缺五十二頁），而裝訂時又將這兩頁裝顛倒了，致使文句不銜接。一八七五年湖北崇文書局本《要術》據《津逮》本覆刻，到這一頁弄不明白，至疑為錯簡，即在「●母」目下注明「錯簡」出版，雖說是校刻人不加細察，實由《津逮》本的貽誤所造成。以後的《津逮》本竟有將這第二個「五十一」頁貿然填改為「五十二」頁的（我們就有此本），將倒錯之頁改實，更易致誤。這證明倒頁始終沒有被胡、毛發現糾正。《祕冊》——《津逮》本不但在內容校勘上很差，在成品的覆核、檢驗上也很粗疏。這和馬直卿的嚴肅慎重，剛剛是一個對照。
胡震亨、沈汝納的刊刻《要術》，只是因為《要術》中引錄了不少已經散失的古書，還有保存的價值，如果不是這些，這書大可「不必有」（見胡、沈《跋》）。根本刻書態度已不正確，因此在校勘上就不可能切實認真，結果是「任情予奪，隨心塗改」（欒調甫語），前後乖戾，瘡痍滿目。《祕冊》本現在存書已很少，一般所見都是《津逮》本。繼《津逮》本後至一八○四年始有《學津討原》本出版，中間相隔幾一百七十年，時間很長，因此《津逮》本的翻印最多，抄本也不少，流傳最廣，影響最大。北京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原抄本，似亦出自該本。故聚珍版無《齊民要術》，亦因無較好版本之故。日久原版有殘爛，因此翻印愈晚的，文字殘脫愈多。如卷二「又二」頁的首三行是全頁刻成後又鋸去重刻的拼板，這三行拼板最易殘缺和脫失，表現在所見各本上有這樣幾種本子：最初只脫去每行的末字，漸至只剩每行上端的幾字，以至只剩二字，最後終於全部脫光，即三行全脫。只剩二字的是崇文書局本據刻的《津逮》本，因為崇文本只刊入第一行的開頭「黍菽」二字（第二、三行的開頭也有幾字殘剩，但文義不聯屬，被崇文本刪去）。三行完全脫去的是吾點據以校勘湖湘本的《津逮》本，吾氏在書眉上批明：「盡按汲古閣本「可以種」下缺三行，直接「傷無實」。」可為證明。我們有一本，也是三行全缺的。除此以外，還有缺整頁的，如崇文書局所據本即脫去賈氏自序的第四頁，崇文本不再查他本，就在下面注上「原缺一葉」，這就是被楊守敬指斥為「鹵莽如此，真所謂刊刻之功，不蔽其僭妄之罪」的（見《日本訪書志》卷七）。另外還有脫去卷前「雜說」全部和卷一第八頁、卷八最末頁等等的。總之愈後缺脫愈甚，卷中剝損脫落的字句也愈多。愈多愈見其行銷之廣，而壞本輾轉覆刻和援引的不良影響亦愈深。張步瀛用以轉錄校宋本的《津逮》本，完整無一殘缺，雕印精好，沒有斷筆、殘墨，而且張氏在得該本時已有多處蟲蝕，那是最早翻印之本。明代有三種《要術》刻本，都是很差的，即湖湘本，華亭沈氏竹東書舍刻本，《祕冊》——《津逮》本。但湖湘本猶稍勝於《津逮》本，沈氏刻本也有勝過《津逮》本的地方，《津逮》本可以說是《要術》最壞的本子。但《津逮》本的名氣大，銷路廣，在那時占著《要術》流傳的統治地位。一七四四年在日本刊刻的第一部《齊民要術》山田羅谷本，依照《津逮》本原樣覆刻，以訛傳訛，壞本開始蔓延於國外。此後一八○四年的《學津討原》本，一八七五年的崇文書局本，一八九三年的《觀象廬叢書》本，以及崇文書局本的石印本《百子叢書》本，山田羅谷本的仁科幹覆刻本等等，都是《祕冊》——《津逮》本的嫡系，上海博古齋還有該本的影印本，除《學津》本經過審慎校勘勝過原本外，其餘都是很差或者更差。明末至清以來的學者在引用《要術》時，多據《祕冊》——《津逮》本，因此各書所引錯誤極多。例如《農政全書》中的許多錯誤，就是因襲該本來的。王念孫、王引之深知該本錯訛百出，在引用時特別慎重，但有的很難辨別，因此在其所著《廣雅疏證》中仍不免被胡、毛所誤。康熙年間官撰的《廣群芳譜》亦被所誤。甚至字書如《康熙字典》等也跟著採入「●」、「●」等訛字。所以明清以後的所有著述，不引用《要術》則已，只要引到《要術》，幾無不被湖湘、胡、毛諸本所誤，其例太多，不勝贅舉。
九、日本山田羅谷刻本及仁科幹覆刻本
日本於德川中期延享元年（一七四四年，當清乾隆九年），山田羅谷（亦名山田蘿葛）刊印第一部《齊民要術》，由京都向榮堂出版。據刻原本是《津逮》本，款式也照《津逮》本每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的原樣。字旁另加圈點，有眉上校注，並附譯文。分為十冊。山田羅谷在刊行序中，述其覆刻的趣旨如下：
「凡今之從事勞作者，不能讀書，而好讀書者，謂農書非先務，故通曉農書者甚少。昔余耕穫於勢陽，種藝於河攝，前後三十餘年，……民家之業，求之《齊民要術》，試之歷年行事，無一不可者。其務農重穀之切實，堪與老農比肩者，唯有此書。爰附譯文，並補釋字義，新刊行問世。」山田氏在農業實踐中以取法於《要術》而獲得成績，對《要術》推崇備至，故特為刊刻流傳。書末並附載楊慎《丹鉛總錄》所錄《要術》奇字一段的全文。楊慎對《要術》用字作這樣的批評：「或不得其音，或不得其義，文士猶囁之，況民間其可用乎？」山田又對楊慎作批評：「當時北俗，民間有自己特有的語言，此書適時用之，旨在便俗。《丹鉛總錄》之評語，實為顛倒。」所見亦屬正確。可惜他用的原本太差，加上《要術》本是很難讀的書，因此以訛傳訛，造成許多新的錯誤，譯注質量，亦隨之而劣。全書刻在書眉上的校注二百餘條，其中注多於校。校的部分，已略述於《校勘始末述評》；注的部分，這裏略舉一二為例。山田多據《字彙》、《篇海》等不很正確的字書作解釋，當然解對的也有，但很有一些文注不相蒙，也有不少原文不誤而由於孤立依字書作解釋得出乖謬的結論。例如卷前「雜說」的「排比農具使足」，「排比」是整備的意思，解釋為：「排比」，排水之器，漢杜詩造之。」不但「排比」解錯，將鼓風的「水排」解釋為「排水之器」也是誤解。卷一《耕田》篇的「●青」是耕埋雜草，解釋為：「《篇海》曰：「●，禾不實。又禾敗不生。」」卷二《胡麻》篇的「斗藪」同「抖擻」，指抖落芝麻子，解釋為：「《韻會》曰：「籔，通作藪，十六斗為籔。」」卷九《●奧糟苞》篇的「●」，是帶骨的肉醬，解釋為：「《字彙》曰：「●……腦蓋。」」又「●」同「燅」，即「爓」字，是燙豬淨去毛臟，解釋為：「《篇海》曰：「●」，音延，摘物。」卷八《作豉法》篇「作豉法」的「掊」字，是古「刨」字（據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一二《賢愚經》，作「刨」始於唐），這裏作扒開鋪平講，解釋為：「《字彙》曰：掊，音裒，把也。《易》曰：君子以掊多益寡，掊猶減也。又擊也，斃也，倒也。」羅列著五個解釋，不作決擇而均非（「把」原可引申為「刨」，但沒有就此進一步作決擇）。諸如此類隨便抄書的嚴重錯誤是不少的，還不如不解釋好。
書眉校注還有幾處提到「一本」作什麼字的，說明山田羅谷除用《津逮》本作藍本外，還用別本作參校。但這些「一本」異字，沒有和前此的任何一本《要術》完全符合的，而且有的還不存在於任何一本。例如卷四《種棗》篇「曬棗法」的「以朳聚而復散之」，「朳」，《津逮》本訛作「椽」（湖湘本同。兩宋本不訛），山田校記說：「一本「椽」作「扒」，註：「兵枝反，無齒把。」」這個「註」，不見於前此的任何一本，只有在王禎《農書》和《農政全書》引文中有，作「兵拔反，無齒杷」，非《要術》原文，而是引者所加。後來漸西本《要術》即據以補入，非是。山田誤「拔」為「枝」，「把」亦應以作「杷」為正，未知是「一本」原誤，還是山田誤刊。卷六《養牛馬驢騾》篇的「力柱當車」，「力柱」指牛肩胛部，俗有「力峰」之名，「當車」謂受軛，而「當」，《津逮》本訛作「常」（湖湘本同。金抄、明抄不訛），山田校記說：「「常」，一本作「牚」。」這個「牚」字，也不見於任何一本。但「常」字不通，「牚」字倒可以解釋。《養羊》篇「作酪法」的「乾糞火軟」，「軟」是形容緩和的火，使煮酪不會焦底，《津逮》本訛作「輒」，湖湘本同，金抄訛作「歌」，明抄訛作「●」（無此字），山田校記說：「一本「輒」作「軟」。」這個「軟」字，各本均訛，只該本正確。這些都是「一本」獨特的地方。
山田的「一本」，未知何本。從上述情況看來，它有個別地方優於《津逮》本。但不見山田更多的校錄，其優點亦止此而已，尤其各卷脫頁沒有校出，該本也不會是好本，最多只是有個別地方和明代刻本互有優劣而已。但它既不是湖湘諸本，只能是元明間現在未見的刻本。從這裏可以推知，《要術》在流傳中，決不止現在所知所見的這些本子，有幾種本子，包括覆刻本、抄本甚至校勘本，在長期流傳中一定有過，但現在已經散失，文獻上也沒有記載下來，所以我們不知道。山田羅谷本光緒末年吳廣霈有一部。吳氏於一九○六年拿出這個本子請丁國鈞迻錄丁氏所彙集的《校勘記》內容（吾點等十餘人所校勘）。惟丁氏稱吾點所校湖湘本的影寫本為「景元本」，實出張嘯山致洪汝奎信中的誤記，丁氏據以誤題。
山田羅谷本，在日本文政九年（一八二六年）有仁科幹新附序文，由浪華書肆定榮堂予以覆刻。以後於明治年間（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一年），又由有鄰堂重印出版。此二本，我們未見，惟據小出滿二《關於齊民要術的異版》稱其「圈點費力，不免武斷」，其因襲山田舊誤，無甚更張，亦自在意中。據上所述，在日本翻刻《要術》所用的祖本，是中國最壞的本子，一再覆刻，又添上若干錯誤，《要術》在日本，也受著壞本輾轉滋蔓的貽誤。
與仁科幹同時的豬飼彥博（一七六一至一八四五年），曾用宋本以校訂山田羅谷本，屬於校勘方面，記於《校勘始末述評》，本篇不贅。
十、清代張海鵬刻本（《學津討原》本）清嘉慶九年（一八○四年）張海鵬刊行，早於漸西村舍本九二年，張氏編入所輯《學津討原》的一種，因又稱《學津討原》本。每半頁十行，每行大小均二十一字。據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續志》卷三載黃廷鑑校宋本跋稱：「嘉慶初照曠閣（張海鵬藏書閣名）據胡震亨本梓入《學津討原》，予任讎勘之役。」則據刻原本是胡震亨本，其校勘出於黃廷鑑。
明代刻本的嚴重錯亂，至清代乾嘉間漸被重視，並開始努力糾正。黃廷鑑所校《學津》本是第一個補正胡震亨本若干脫誤而得到出版的本子，但仍遜於沒有出版的吾點校本。黃廷鑑的校勘，在卷六以前幾乎全據聚珍版《農桑輯要》。《農桑輯要》所引在很大程度上保存著兩宋本《要術》的正確性，因此《學津》本在校改錯字，填補脫空，釐正正注文的混淆，並補正大段脫文和脫頁方面，取得相當成績。在張海鵬的出版題跋中已舉出若干例子，此外還有不少。這些都是《學津》本「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地方，在勘正明誤的工作上是應該肯定的。
不過在另一方面，《農桑輯要》的引文並不完全可靠，因此有些地方，不免因偏信而致誤。例如卷一《收種》篇引《氾勝之書》在「埋陰地」下加「冬至日窖埋」五字，卷二《黍穄》篇「撻」字下加「今時屯子也」的注文，《水稻》篇「草●」下加「判竹圜以盛穀」的注文，「●」字下加「音劣，提？也」的注文，《旱稻》篇「鋒」字下加「古農器」的注文等等，都是《要術》原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