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有校宋本不發生作用的例子。
卷二《種麻》篇引《爾雅》「●，麻母」，原誤作「莩」，校宋本作「苧」，亦誤，漸西本跟著錯作「苧」。黃麓森糾正說：「莩當作●，不當作苧。」卷五《種紅藍花梔子》篇「合面脂法」有「若作脣脂者，以熟朱和之」，原不誤，校宋本誤作「米」，劉又批：「吾本朱字疑」，因改為「米」，從校宋本之誤。同上「抨酥法」有「大盆盛冷水，著甕邊」，原不誤，校宋本「大」誤作「水」，「甕」誤作「盆」，亦改從校宋本之誤作「水」、「盆」。這些都是把錯當不錯的例子。湖湘本原已錯誤很多，經過二劉之手又添上一些錯字。這些地方，《學津》本勝於漸西本（「莩」，存誤未改，例外）。（三）偏信他書，甚於相信宋本《要術》。如「注入殼中」、「勿令堅固」、「《農政》愛」等，已見前述。此外還不少，如卷二《大豆》篇「春大豆，次稙穀」（早穀子）之後」，原不誤，漸西本改從《輯要》訛作「植穀」（《學津》本同）。卷五關於種梓樹「漫散即再勞之」，原不誤，亦改從《輯要》誤作「漫田」。二劉曾取校張海鵬《學津》本，這裏批著：「《輯要》散作田，張本不從」，則劉氏是認為不從是不對，所以他依從了，但他錯了。這是以錯為不錯。卷四《種棗》篇「棗性堅彊，不宜苗稼，是以不耕」，下一「不」字，各本均脫，只《輯要》有，是唯一應補的根據，《學津》本據補，是，但漸西本明知「《輯要》耕上有不，張同」，亦非張而自是，竟不補。這是以不錯為錯。二劉在他書的取捨上，同樣表現為是非無見，正誤失據。（四）加添的字句，明為校宋本所無，而唯《輯要》等是從，更使人不解。《輯要》的加添共三十多條，漸西本大都採入。王禎《農書》的加添，也採入很多，如卷二《種瓜》篇「中間通步道」下依《農書》加上「近以就糞，遠以通行」的小注，卷四《種柿》篇「●」字下加上「而兗反，紅藍棗，似柿」的小注等等。卷三《種胡荽》篇說到剛種下的胡荽，白天要用箔蓋，晚上揭去，因為「晝不蓋，熱不生；夜不去，蟲棲之。」原句極簡明利索，王禎在「蟲」上加「則有」二字，實在多餘，漸西本也照加。卷四《種桃柰》篇種櫻桃「不可用虛糞也」下《農政全書》自己補充說：「又法：二三月間，分有根枝栽土中，糞澆即活。」也被採入作《要術》正文。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未知二劉為什麼放著宋本不顧這樣相信別的書。這種地方，《學津》本比漸西本要慎重。（五）二劉常以吾校「不知何據」不被採用，但劉氏也並非無據不改。在這方面二劉倒改正了一部分錯字。明顯的如「須更」改「須臾」之類；較晦的如卷四《種桃柰》篇「選築孔使堅」改「選」為「還」，卷九《素食》篇改「池雞」為「地雞」（地菌）之類。卷十「？〔二二〕」引《廣志》有「猶以預為資」，劉校：「預疑蕷」，這裏確指薯蕷（但「預」古通「蕷」）。這些都是好的地方。但也頗有改錯的，如卷十「橘〔一四〕」引裴淵《廣州記》說有一種「壺橘」，「形色都是甘」，「甘」即「柑」字，劉刪去「是」字，則是理解「甘」為「甜」，無怪黃麓森說：「甘本柑耳，袁刻（即漸西本）刪「是」，太不細心矣。」二劉無據而改，為數不多，而效果是得失相半。（六）劉壽曾所校最後由劉富曾定稿，但劉富曾不但沒有糾正乃兄之失，不如說還要差些（袁昶沒有校，只是出錢刻書）。卷五《種紅藍花梔子》篇「作米粉法」的「●使甚細」，「●」音廢（又音伐），舂的意思，湖湘本錯割成「白」、「第」二字分竄入注中，校宋本沒有竄誤，但劉壽曾轉錄校宋本時不知怎樣錯寫成「●」（無此字），並推測說：「●似研之義」（其實「●」字別處不少），漸西本竟以「●，研也，使甚細」的離奇怪樣和讀者相見。這個應由劉富曾負責。卷四《種桃柰》篇「不求栽」，「栽」湖湘本誤作「穀」，《輯要》不誤，大概定稿人又不能決定哪個字對，所以漸西本上又出現「不求栽穀」的怪樣。劉富曾的這種兩可手法，除這個外，還有上舉的「地也」、「秜●」和其他。這種地方，未知是否由於誤刻，但無論如何，總不免太粗心大意，對讀者不負責了。漸西本劉壽曾原準備附刻校勘記，《輯要》等加添之文不準備加入，只列入校勘記中，吾點的正確校改也在校勘記中交代，但現在完全不是這樣，這是付刻時袁昶、劉富曾變更了的，是袁、劉責任。
劉壽曾有一優點，就是他查對過一部分原書，指出篇名，給我們不少便利，這是應該肯定的。
綜上所述，漸西本在糾正明刻混亂的工作上，有它一定的成績。但它有三個優越條件，即一有吾點校本，二有校宋本，三是在《學津》本已經先做了一番校勘工作的基礎上。最簡單的辦法，只要將吾校和校宋本完全照抄，雖不免稍有錯誤，還是可以毫不費力地超過《學津》本。再加一番細心的推勘，「良工不示人以樸」，的確可以達到「《津逮》諸本，自在天壞」（劉壽曾《校刊商例》語）。可是它沒有能夠這樣做，只能比《津逮》本好，很難超過《學津》本，優越條件沒有充分發揮，很是可惜。
（五）黃麓森校本的比較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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