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他们的母亲是没有权力阻止他，使他不叫和伯在当天下午就将铺盖搬到妙相庵里去。她也料定她的儿子，不能在这庵里住的长久。所以她含泪的想，
“让他去住几天，他的偏执，使他处处不能安心，他好像没处可以着落。让他去住几天。他一定会回来的。”
不过困难的问题是吃药。饭呢，决定每餐叫和伯或瑀送去给他吃。
在这庵里是简单的，瑀已将他的床铺好了。房不大，但房内只有一床，一桌，一椅，此外空空无所有，就是桌上也平面的没有放着东西，所以也觉得还空阔。房内光线还亮，但一种久无人住的灰色的阴气，却是不能避免的缭绕着。瑀好像代他的哥哥觉到寂寞，他好几次说，“哥哥，太冷静了。”但小孩的心，还似庆贺他哥哥乔迁了一个新环境似的快乐。清当铺床的时候是在的，他也说不出瑀这次的搬移是好，是坏。他想，无论好，坏，还在瑀的自身，看他以后的行动怎样。清坐了半点钟就走了，因为他家中有事。而且临走的时候，更向瑀说，瑀假如不需要他，他只能在家住三天，就要回上海去。
瑀向东窗立了一回，望着一片绿色的禾稻。又向南窗立了一回，看看天井边的几株芭蕉树。又向北窗立了一回，窗外是一半菜园，一半种竹，竹枝也弯到他的窗上。稍望去就是山，山上多松，樵夫在松下坐着。
这时，他清楚地想，所谓生活到这样，似乎穷极而止定了。而他正要趁此机会，将他自己的生命与前途，仔细地思考一下。黑夜的风雨，似乎一阵一阵地过去几阵；但黎明未到以前，又有谁知道从此会雨消云散，星光满天，恐魔的风暴呀，是不会再来了呢？到此，他定要仔细的思考，详密的估量，白天，他要多在阳光底下坐，多在树林底下走；晚上，他要多在草地上睡，多在窗前立。一边，他决绝地自誓说，
“无论怎样，我这样的生活要继续到决定了新的方针以后才得改变！否则，我这个矛盾的动物，还是死在这里罢！”
这样到了五时，他又同瑀回家一次，在家里吃了晚饭。
晚间，在这所四野无人的荒庵内，一位苦闷的青年和一位豁达的妇人，却谈的很有兴味：
“我呢，不幸的妇人，”她坐在瑀的桌边，温和而稍悲哀的说，“没有家，也没有姊妹亲戚。我今年40岁，我的丈夫已死了19年，他在我们结婚后两年就死去。不过那时我还留着一个儿子，唉，可爱的宝贝，假如现在还活，也和朱先生差不多了。我是不爱我的丈夫的，我的丈夫是一个浪荡子，不务正业，专讲嫖赌吃喝四事；一不满意，还要打我，所以我的丈夫死了，我虽立刻成了一个寡妇，我也莫名其妙，没有流过多少眼泪。我呆子一样的不想到悲伤，也不想到自己前途命运的蹇促。但当儿子死时，——他是13岁的一年春天，犯流行喉症，两天两夜就死掉。那时我真似割去了自己的心肝一样！我很想自己吊死。但绳索也拿出来了，挂在床前，要跳上去，一时竟昏晕倒地。邻家的婆婆扶醒我，救我。这样，死不成了！我想，我的罪孽是命运注定的，若不赶紧忏悔，修行，来世又是这样一个。我本来在丈夫死了以后就吃素，因此，到儿子死了以后竟出家了。我住到这庵里来已7年，在这7年之内，我也受过了多少惊慌与苦楚，而我时刻念着‘佛’。实在，朱先生勿笑，西方路上哪里是我这样的一个罪孽重重的妇人所能走的上，不过我总在苦苦地修行。”
停了一息，又说，
“这庵本来是我的师父住的，我的师父是有名的和尚，曾在杭州某寺做过方丈；但师父不愿做方丈，愿到这小庵来苦过。师父还是今年春天死的，他寿83岁。我当初到这庵里来，想侍奉他；谁知他很康健，什么事他都要自己做。他说，一个人自己的事，要一个人自己做的。他真康健，到这么老，眼睛还会看字很细的经，墙角有虫叫，他也听的很清楚。但他春间有一天，从外边回来，神色大变，据他自己说是走路不小心，跌了一跤；此后3天，他就死了。他是一边念着佛，一边死的。不，师父没有死，师父是到西方极乐国里去了。师父临终的时候向我说，——再苦修几年，到西方极乐国相会。”
这样又停了一息说，
“从我师父到西方去以后，我还没有离开过庵外。师父传给我三样宝贝，那幅佛堂上供奉着的罗汉，一部《莲华经》，一根拐杖。他说，这都是五百年的古物。我呢，拐杖是给他带到西方去了；留着做什么用呢？罗汉依旧供奉着，这部《莲华经》，我却收藏在一只楠木的箱子里。朱先生假使要看，明天我可以拿出来，我也要晒它一晒。”
瑀正襟地坐在床上，用他似洗净的耳，听她一句一句的说，话是沁入到他肺腑的。他眼看着这黄瘦的妇人，想象她是理想的化身。在年轻，她一定是美丽的，她的慈悲而慧秀的眼，她的清和而婉转的声调，她的全脸上所有的温良端详而微笑的轮廓，无处不表示出她是一个女性中的多情多感的优秀来。现在，她老了，她从风尘中老去，她从困苦与折挫的逆运中老去；但她却有高超的毅力，伟大的精神，不畏一切，向她自己所认定的路上艰苦地走。他见她当晚所吃的晚餐，是极粗黑的麦糕和一碗的黄菜叶烧南瓜；但她把持她的信念，会这样的坚固，他要叫她“精神的母亲”了！他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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