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宾馆房间，普克就给马维民打了个电话，告诉马维民自己已经将周治的毛发取到一些，问是由自己送给马维民，还是由马维民来取。
马维民想了想，说：“你又不便送来，我又不便派别人去取，只好我自己跑一趟吧。唉，这两天，你住的宾馆简直成了我的办公室了。不过，正好我也要将他们调查欧阳严親属的情况告诉你，两件事一起办了吧。”
普克等着说：“这几天确实太辛苦您了，本来好多事情都可以由年轻同志做的。”
马维民哈哈一笑，说：“那也算是我自找的吧，开开玩笑。其实，当了这个副局长后，一直忙些行政工作，老本行丢了好久了，心里还真是有点想念以前那种生活。
这次，也算是旧梦重温吧。好，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待会儿见。“
二十分钟后，马维民到了普克的房间。这两天，马维民除了局里的正常工作之外，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忙周治的案子。以他的资历和职位，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令普克暗生敬意。
普克向来尊重那些有敬业精神、讲究职业道德的人，而对自己，他也一直是这样要求的。一个人有权利挑选他自己喜欢的职业，而一旦他决定了将这项职业作为自己的事业，就应当承担起选择的责任来。大学毕业以后，普克陆陆续续做过很多种工作，无论是哪一样，只要他在做着，就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得最好。如果感觉这项工作不适合自己，便会抛开各种顾虑，去做新的选择。这种态度是普克对于人生、事业的一个原则。
普克将装有周怡房间所取毛发的证物袋交给了马维民，说：“这里面除了周怡的毛发之外，可能还会有项伯远的。”
马维民点点头，接过证物袋收好，说：“等跟你讲完情况，我就把这些毛发带回局里，交给他们化验。”
然后，马维民将对欧阳严親属的调查情况向普克做了一个介绍。
欧阳严今年四十五岁，不是a市人，十几年前工作调动来到a市，原来在市里一家工厂当销售员，约十年前停薪留职，开始在一些民营企业做销售。三十岁时在a市结的婚，结婚后第七年离了婚，有一个女儿，当时判给了女方。女儿现在十二岁。欧阳严离婚后，他的前妻便带着女儿返回前妻在外省的老家了。除了按时寄生活费以外，彼此基本没有联系。
欧阳严的父母都已亡故，他有一个姐姐欧阳云在外省，平时来往不多。还有一个弟弟叫欧阳谨，住在a市，已经成家生子。调查人员去欧阳谨家问过情况，据欧阳谨说，他与哥哥欧阳严性格不投。欧阳严是个为了达到个人目标能够不择手段的人，对自己家里人都很冷漠。
因此，兄弟两人虽然同在一市，却基本没有来往，他也不了解欧阳严的个人情况。调查人员对欧阳谨及家人都做了作案时间排查，均可排除嫌疑。同时，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资料。负责调查此案的干警正在试图与欧阳严的公司取得联系，但这两天是休息日，打电话去公司，始终没有人接。直接去了利基公司，公司大门紧锁，楼下门卫说利基公司休息日都没有人来，要到星期一才会有人上班。
马维民说：“昨天晚上我们在欧阳严家时，你提到欧阳严卧室里放内衣的抽屉，让我问问局里的同志，检查时是否摆放十分整齐。我问过当时查的同志，他说他检查衣柜时，抽屉没有完全关好，打开来看，里面的衣物显得有些零乱。他还以为里面会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所以特意将那些内衣一件件翻开检查，但最后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便又收好了。”
普克说：“哦，如果是这样，一个可能是欧阳严自己没放好，另一个可能是有人从里面取走了一些能够暴露身份的东西。我想，当时可能情况紧急，不会顾得上那么耐心，弄乱后又一件件完全恢复原位。”说到这里，普克脑子里有个模糊的念头一闪而过，他一时之间没有捕捉得住。
马维民又说：“我还问过他们，在检查欧阳严住所时，有没有发现公文包或者手机什么的。他们都说没有，还问过当天去过现场的110及120工作人员，也都说没有。”
普克说：“星期一去利基公司查查看，会不会忘在办公室了。不过，我总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大。”
马维民也同意普克的意见，说回去会提醒局里负责此案的干警，星期一去利基公司调查时，要注意这个细节。接着马维民说要将周治的毛发拿回局里化验，等到结果一出来，他就会通知普克。
马维民走后，普克又想了想关于欧阳严手机的事，觉得欧阳严将手机遗忘在别处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欧阳严不是将手机忘在别处，而是放在家里，后来又被什么人拿走的话，可能会出于什么目的呢？
欧阳严的手机如果真是被人拿走，很可能是此人与欧阳严用手机通过电话，而且此人使用的电话是能够查出来源的固定号码，而非街头那些无法查出使用人的公用电话。木管是在欧阳严死前一段时间，还是在欧阳严死亡当日，只要此人与欧阳严用手机通过电话，欧阳严的手机上就会留下记录，而此人很可能因为担心自己的号码被人查出，所以拿走了欧阳严的电话，而且显然是在欧阳严死亡之后。
普克忽然想到，其实欧阳严的手机被拿走，如果真是为了消灭与欧阳严的通话记录，应该说意义并不太大。因为手机的通讯方式与普通有线电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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