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篇末曰：文体多术，共相弥纶，一物携贰，莫不解体，所以列在一篇，备总情变。然则彦和之撰斯文，意在提挈纲维，指陈枢要明矣。自篇首至知言之选句，乃言文体众多。自此以下，则明文体虽多，皆宜研术，即以证圆鉴区域大判条例之不可轻。纪氏于前段则云汗漫，于次节则云与前后二段不相属，愚诚未喻纪氏之意也。今当取全文而为之销解，庶览者毋惑焉。若夫练术之功，资于平素，明术之效，呈于斯须。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其事至多，其例至密，其利害是非之辨至纷纭。必先之以博观，继之以勤习，然后览先士之盛藻，可以得其用心，每自属文，亦能自喻得失。真积力久，而文术稠适，无所滞疑，纵复难得善文，亦可退求无疚，虽开塞之数靡定，而利病之理有常。颜之推云：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遂称才士。言成就之难也。是以练术而后为文者，如轮扁之引斧，弃术而任心者，如南郭之吹竽。绳墨之外，非无美材，以不中程而去之无吝；天籁所激，非无殊响，以不合度而听者告劳。是知术之于文，等于规矩之于工师，节奏之于矇瞍，岂有不先晓解而可率尔操觚者哉？若夫晓术之后，用之临文，迟则研《京》以十年，速则奏赋于食顷，始自用思，终于定稿，同此必然之条例，初无岐出之衢途。盖思理有恒，文体有定，取势有必由之准臬，谋篇有难畔之纲维，用字造句，合术者工而不合术者拙，取事属对，有术者易而无术者难。声律待术而后安，采饰待术而后美，果其辨之有明通之识，斯为之无愦惑之虞。虽文意细若秋毫，而识照朗于镜。故曰乘一总万，举要治繁也。欲为文者，其可不先治练术之功哉。
此一节为一意，论文笔之分。案彦和云：文笔别目两名自近代；而其区叙众体，亦从俗而分文笔，故自《明诗》以至《谐隐》，皆文之属；自《史传》以至《书记》，皆笔之属。《杂文》篇末曰：汉来杂文，名号多品；《书记》篇末曰：笔札杂名，古今多品。详杂文名目猥繁，而彦和分属二篇，且一曰杂文，一曰笔札，是其论文叙笔，囿别区分，疆畛昭然，非率为判析也。书中多以文笔对言，惟《事类》篇曰事美而制于刀笔；为通目文翰之辞。《镕裁》篇草创鸿笔，先标三准；为兼言文笔之辞。《颂赞》篇相如属笔，始赞荆轲；为以笔目文之辞。盖散言有别，通言则文可兼笔，笔亦可兼文，审彼三文，弃局就通尔。然彦和虽分文笔，而二者并重，未尝以笔非文而遂屏弃之，故其书广收众体，而讥陆氏之未该。且其驳颜延之曰：不以言笔为优劣。亦可知不以文笔为优劣也。其他并重文笔之辞，曰：文场笔苑，有术有门。。曰：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曰：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曰：裁章贵于顺序，文笔之同致也。。斯皆论文与论笔相联，曷尝屏笔于文外哉？案《文心》之书，兼赅众制，明其体裁，上下洽通，古今兼照，既不从范晔之说，以有韵无韵分难易，亦不如梁元帝之说，以有情采声律与否分工拙，斯所以为笼圈条贯之书。近世仪征阮君《文笔对》，综合蔚宗、二萧之论，以立文笔之分，因谓无情辞藻韵者不得称文，此其说实有救弊之功，亦私心夙所喜好，但求之文体之真谛，与舍人之微旨，实不得如阮君所言；且彦和既目为今之常言，而《金楼子》亦云今人之学，则其判析，不自古初明矣。与其屏笔于文外，而文域狭隘，曷若合笔于文中，而文囿恢弘？屏笔于文外，则与之对垒而徒启斗争，合笔于文中，则驱于一途而可施鞭策；阮君之意诚善，而未为至懿也，救弊诚有心，而于古未尽合也。学者诚服习舍人之说，则宜兼习文笔之体，洞谙文笔之术，古今虽异，可以一理推，流派虽多，可以一术订，不亦足以张皇阮君之志事哉？今录范、沈、二萧之说于后，加以诠释。
范蔚宗《在狱与甥侄书》曰：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手笔差易于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艰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
笔札之语，始见《汉书·楼护传》：长安号曰谷子云笔札。或曰笔牍，或曰笔疏，皆指上书奏记施于世事者而言。然《论衡》谓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是固以笔为文，文笔之分，尔时所未有也。今考六朝人当时言语所谓笔者，如《晋书·王珣传》，《南史·颜延之传》，《沈庆之传》，《任昉传》，《刘孝绰传》，诸笔字皆指公家之文，殊不见有韵无韵之别。今案文笔以有韵无韵为分，盖始于声律论既兴之后，滥觞于范晔、谢庄，而王融、谢朓、沈约扬其波，以公家之言，不须安排声韵，而当时又通谓公家之言为笔，因立无韵为笔之说，其实笔之名非从无韵得也。然则属辞为笔，自汉以来之通言，无韵为笔，自宋以后之新说，要之声律之说不起，文笔之别不明，故梁元帝谓古之文笔，今之文笔，其源又异也。
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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