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而成为嗔痴习气，即为后念种下恶根，永不可拔。人只是自己对于自己作造化主，可不惧哉！可不惧哉！偶见师于案头书纸云：说话到不自已时，须猛省而立收敛住。纵是于人有益之话，但说到多时，则人必不能领受而自己耗气已甚。又恐养成好说话之习惯，将不必说不应说不可说之话，一切纵谈无忌，虽曰直率，终非涵养天和之道，而以此取轻、取侮、取忌、取厌、取疑于人，犹其末也。吾中此弊甚深，悔而不改，何力量薄弱一至是哉？
漱师阅同学日记，见有记时人行为不堪者，则批云含蓄为是。先生曰：梁先生宅心固厚，然吾侪于人不堪之行为，虽宜存矜怜之意，但为之太含蓄，似不必也。吾生平不喜小说，六年赴沪，舟中无聊，友人以《儒林外史》进，吾读之汗下，觉彼书之穷神尽态，如将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一一绘出，令我藏身无地矣。准此，何须含蓄？正唯恐不能抉发痛快耳。太史公曰：不读《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亦以《春秋》于谗贼之事无所不言，言无不尽，足资借鉴也。吾恶恶如《春秋》，不能为行为不堪者含蓄，故与梁先生同处多年而言动全不一致。汝侪亦各自行其是可也。
一日，师闻人言，将买鸡而杀之。师曰：买已杀者可也，取一生物而杀之，不必也。其人曰：此不澈底之杀生也。师默然久之曰：设责吾不澈底戒肉食，则吾唯有自承其罪，拊胸沉痛而已。若以不澈底杀生为可非笑者，此何忍闻？使杀生而可澈底做去，则人之类其绝久矣。留得一分杀生不澈底之心，即宇宙多一分生意。愿与世人共策励也。
一友读李恕谷书，师过之。某因问先生对恕谷有无批评。先生曰：吾看船山、亭林诸先生书，总觉其惇大笃实，与天地相似，无可非议。他有时自承其短，而吾并不觉他之短。看李恕谷书，令我大起不快之感，说他坏，不好说得，说他不坏，亦不好说得。其人驰鹜声气，自以为念念在宏学，不得不如此。然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流注人间，而恕谷之所以传，乃附其师习斋以行耳。若其书则不见得有可传处。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以恕谷之聪明，若如船山绝迹人间，其所造当未可量，其遗留于后人者当甚深远。恕谷忍不住寂寞，往来京邑，扬誉公卿名流间，自荒所业。外托于宏学，其中实伏有驰鹜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日记虽作许多恳切修省语，只是在枝节处留神，其大本未清，慧眼人不难于其全书中照察之也。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吾于其书，觉其一呻一吟、一言一语，无不感觉他小。习斋先生便有惇大笃实气象，差可比肩衡阳、昆山。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师语云颂天曰：学者最忌悬空妄想，故必在周围接触之事物上用其耳目心思之力。然复须知宇宙无穷，恃一己五官之用，则其所经验者已有限，至妄想所之，又恒离实际经验而不觉。船山先生诗有云“如鸟画虚空，漫尔惊文章”。此足为空想之戒。故吾侪必多读古今书籍，以补一己经验之不及，而又必将书籍所发明者反之自家经验而辨其当否，若不尔者，又将为其所欺。
颂天可谓载道之器，惜其把知识看轻了。他也自责不立志，却没理会志非徒立，必见诸事。少年就学时，则穷理致知是一件大事，此却靠读书补助，于此得著门径，则志气日以发舒。否则空怀立志，无知能以充之，毕竟是一个虚馁的汉子。吾观汝侪平日喜谈修养话头，而思想方面全未受训练，全未得方法，并于无形中有不重视之意，此吾所深忧也。观颂天昨日所书，仍是空说不立志，而于自己知识太欠缺，毫不感觉。充汝辈之量，只是做个从前那般道学家，一面规行矩步，一面关于人生道理也能说几句恳切语、颖悟语，谈及世道人心，亦似恻隐满怀，实则自己空疏迂陋，毫无一技之长。尤可惜者，没有一点活气。从前道学之末流只是如此，吾不愿汝侪效之也。
先生戒某君曰：吾一向少与汝说直话，今日宜披露之。汝只是无真志。有真志者不浮慕，脚踏实地，任而直前，反是则昏乱人也，庸愚人也。汝于自家身心，一任其虚浮散乱而不肯作鞭辟近里工夫。颂天知为己之学，而汝漠然不求也。尝见汝开口便称罗素哲学，实则汝于数学、物理等知识毫无基础，而浮慕罗素，亦复何为？汝真欲治罗素哲学，则须在学校切实用功，基本略具，始冀专精。尔时近于数理哲学，则慕罗素可也，或觅得比罗素更可慕者亦可也。尔时不近于数理哲学，则治他派哲学或某种科学亦可也。此时浮慕罗素何为耶？汝何所深知于罗素而慕之耶？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至其所笃信，则必其所真知者矣。不知而信之，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污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着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
先生一日立于河梁，语同学云：吾侪生于今日，所有之感触，诚有较古人为甚者。古之所谓国家兴亡，实不过个人争夺之事耳，今则已有人民垂毙之忧，可胜痛乎！又吾人之生也，必有感触而后可以为人。感触大者则为大人，感触小者则为小人，绝无感触者，则一禽兽而已。旷观千古，感触最大者，其唯释迦乎？以其悲愿，摄尽未来际无量众生而不舍，感则无涯矣。孔子亦犹是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何其言之沉切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程子谓其量与天地相似，是知孔子者也。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澹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不以为乐则其不得之也，固不以之为苦矣。且世人之所谓乐，则心有所逐而生者也，既有所逐则苦必随之。乐利者逐于利，则疲精敝神于营谋之中，而患得患失之心生，虽得利而无片刻之安矣。乐名者逐于名，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而毁誉之情俱，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又且所逐之物必不能久，不能久则失之而苦益甚，故世人所谓乐，恒与苦对，斯岂有志者所愿图之乎？唯夫有志者不贪世人之乐，故亦不有世人之苦，孜孜于所学而不顾其他。迨夫学而有得，则悠然油然，尝有包络天地之概。斯宾塞氏所谓自揣而重，正学人之大乐也。既非有所逐，则此乐乃为真乐而毫无苦之相随，是岂无志者所可语者乎？
有张君者，谓佛家教人禁欲。先生曰：此大谬之言也。欲可禁乎？欲能禁而绝乎？人心者，非顽然一物，其间前念方灭，后念即起，迁流不息，亦如河海之流而无穷也。今欲人欲之不起，惟务抑之遏之，不知欲之起也无已，抑之遏之亦无已，是非如治水之壅塞其流，终将使之决于一旦，滔天而不可挽乎？吾意佛家教人，不应如此。盖不在禁欲，惟务转依。转依者，转移此心之倾向也。知欲之不可禁，惟移此心之倾向而令其依于善，则念念向上，将邪欲不禁而自伏除。譬之治水者，顺流疏决以就正道，则流既畅而泛滥之祸自免也。他日，先生又曰：儒者亦有把欲看做是天理之敌人而必欲克去之者，此亦大错。夫欲曰人欲，则亦是人之欲也。人之欲，其可尽去乎？使人之欲而可尽去，除非人不生也。人既有生，便不能无人欲，如何尽去得？大抵人欲所应去者，只是不顺理之欲。吾人见得天理透，只是良知不汩没耳。使天理常作得吾身之主，则欲皆从理，而饮食男女莫非天理中事矣。
佛以大雄无畏，运其大悲，见种种颠倒痴愚众生，种种苦恼逼迫境界，都无愤激，都无厌恶，始终不舍，而与之为缘，尽未来际，曾无息肩，其悲也，其大雄无畏也。吾侪愤世嫉俗，不能忍一时之乱，幽忧愁苦，将荒其业，此实浅衷狭量之征。故知抱悲心者，必先养大雄之力。不能大雄无畏而徒悲，则成为阴柔郁结，而等乎妾妇之量已。
社会只是各种势力汇聚而相激相荡，这边胜了，那边便负，难道他好坏。好坏之见，出于自家主观。遇着利害冲突的方面，以主观而判断他底好坏，如何靠得住？
人类不齐，智愚、善恶、廉污、灵蠢种种差别，万不能尽纳于至善之境。然而圣哲之心，总期一切人趋归至善，要其用力之方，则亦只就当躬所及接者，积诚以动之，其所不接者，以心量涵之而待其自感，有效与否，要自不计。
凡人言动间，自觉俗情流露，自知惭愧，此则无害。若自己流露于不觉而为他人所觉者，则他人代为惭愧而自己反不知，斯可畏耳。人非力学，难言去俗。知识道德高一分，俗情方去一分。
人生本来是好的，绝没有夹杂一点坏的，其所以有不好者，因为他梏于形，囿于习，才与宇宙隔绝，把本来的好失掉了。
人生在社会上呼吸于贪染、残酷、愚痴、污秽、卑屑、悠忽、杂乱种种坏习气中，他的生命纯为这些坏习气所缠绕，所盖覆。人若稍软弱一点，不能发展自家底生命，这些坏习气便把他底生命侵蚀了。浸假而这些坏习气简直成了他底生命，做他底主人翁，其人纵形偶存，而神已久死。
凡人当自家生命被侵蚀之候，总有一个创痕。利根人特别感觉得。一经感觉，自然奋起而与侵蚀我之巨贼相困斗，必奏廓清摧陷之功。若是钝根人，他便麻木，虽有创痕，而感觉不分明，只有宛转就死于敌人之前而已。
冯炳权问：每闻人说，有时心中理欲交战，岂一念中理欲并起而交抗耶？先生曰：一念无理欲并起，乃是前后念迭起，人不之察，以为仍是一念中事耳。如初念本循理，次念计较生，即欲之动也；又次念或不以从欲为然，此即天理偶现；又次念或惮于从理，即欲复炽。如是理欲迭起，至最后一念，或理胜欲，或欲胜理。常人心情，大抵如是，但念之起灭甚速，彼往往以多念为一念也。
凡人敬慎之畏不可无，怯弱之畏不可有，自审有一分怯畏，须将根拔去。
圣贤自有至情。大奸雄亦复多情。奸雄如不多情，何能收笼群伦为之效命哉？其多情，非尽伪也，尽伪必不能使人。曹操既贵，不忘死友之女，祭乔玄文，感怀知己，一往情深。其他吊旧之词，亦令百世下读者可歌可泣，岂可以伪为哉？特不能率性以治情，其情日以流于杂妄，故不得为圣贤耳。以是知人未有无情而足为人者也，唯昏惰人乃斫其情。
智大者必富幽情，探赜索远，极深研几，解悟所至，情味俱永。情薄则无以资解之深到。
为学最忌有贱心与轻心，此而不除，不足为学。举古今知名之士而崇拜之，不知其价值何如也，人崇而己亦崇之耳，此贱心也。轻心者，己实无所知，而好以一己之意见衡量古今人短长，譬之阅一书，本不足以窥其蕴，而妄曰吾既了之矣，此轻心也。贱心则盲其目，轻心且盲其心，有此二者，欲其有成于学也，不可得矣。
先生尝自言，当其为学未有得力时，亦曾盲目倾仰许多小大名流，言已而微笑。予因问曰：先生对昔日所盲目倾仰者，今得毋贱之恶之耶？先生曰：只合怜他，贱恶都不是。
潘从理问：有某君者，言任事者必愚，智深者利害分明，即不肯任事。先生曰：不知某君所谓智者为何如之智，其所谓愚者为何如之愚也。仲尼谓宁武子愚不可及，武子之愚，非世俗所谓愚。以其不作一己利害计较，对凡人之小慧而言，乃假说为愚，所谓正言若反也。武子之愚实乃超出俗情，无私无碍，神全而鉴无不周，故可任重而不疑，履危蹈难而不避。若乃世俗愚夫，直任凡情冲动，于事理毫无了别，但凭其血气方刚，因缘时会，亦得奋跃以有功。汉高所谓功狗，正谓此辈。然名之为功狗，则功不由己，而当归诸发踪指示者亦明矣。发踪指示者人也，大智者也。高帝但以之许萧何，近之矣。亡友刘子通曰：大事业家之头脑与大哲学家及大科学家之头脑一般复杂，只应用不同。可谓知言。若不辨乎此，将以武子之愚与诸兵子之愚并论，自非无目，孰有睹大明而拟诸爝火之微茫也哉？
世俗所谓智者，大抵涉猎书册，得些肤泛知识，历练世途，学了许多机巧。此辈元来无真底蕴，无真知见，遇事只合计较一己利害。其神既困于猥琐之地，则不能通天下之故，类万物之情，只是无识之徒。凡人胆从识生。今既无识，便无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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