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得大事？
唯不计利害，才能看得利害分明。常人计较利害，其神已昏，那得分明？不计利害底人，亦有差等。略言之，仁人以至诚任天下之重，死生以之，更计甚利害？诸葛公便是此等人。光武、宋祖亦近于仁。次则英雄豪杰，虽无仁人之至诚，要其大体上总是趋向正路坦途，不过功名心重。所谓伯者一流人，他却富于责任心，敢以身任天下之重，故亦将死生置之度外，所以不眩于利害，神解超脱，明烛万几，汉高、唐太、明祖辈，皆此类也。萧何、张子房之徒，亦其次也。唐太宗是晚周已后第一有大规模有大雄图底人物。即汉高祖、明太祖初举事时，亦俊伟不易及，迄成功后，血气衰而虑患又深，始多败行。然明太祖却狭小，不敢望汉高。
中国古来之道德信条，其系于人心者，常使贤者不忍干，不肖者不敢犯，盖数千年来所积之势力中于人心之深如是。乃近日欧风东来，旧有之道德信条，国人视之废然无足重，遂使不肖者有所借口，公然冒大不韪而不顾，是其不敢之情绝，浸假习伪以为正，而贤者不忍之心亦将窳乎无存。樊篱决而人欲肆，天下滔滔，日趋于禽兽而不知，可无痛乎？今人动口说旧道德不足保存，此缘不辨道德与伦理之分，故无知而横决。夫伦理有随时制宜者，可云有新旧。如夫妇之伦，古者丈夫掳掠妇女为淫乐而已，无所谓匹偶之重也。后圣制礼以明人道，始尊伉俪，此随时制宜，有新旧之异也。古者有朋友一伦，师弟之谊，未闻特异。中世圣人隆道术而尊师教，遂著在生之义，此又制时之宜而新旧异也。至于人权明，帝制革，而君臣之伦以废，今日居官任职，长属之分，必不可拟于古之君臣。举此数例，以征伦理实分新旧。若夫道德则异是，乃贞于性而通万变以不易焉。如忠之为道德也，古者以之忠于君，今可谓其旧而不适用乎？毋自暴弃，所以忠于己；执事敬，所以忠于职务；为国民争得平等自由，所以忠于民众；为人类倡明真理，所以忠于人类。准此以谈，忠之为道德也，其可谓古之所以事君者，今不宜存乎？先儒云：发己自尽之谓忠。如此训忠甚好。“发”字大有力，兼生发与发散两义。而所谓己者，言乎己之所存也，发己者，发其所存也，本乎己所固具之良知良能，与凡学之所得，知之所及，思之所通，心之所信，当其不得不发，如草木底生力发不自已一般。沛然发之而无所馁。易言之，直是尽他一己生得与继长底整个的生活力，油然畅发，极充实而无所虚，无所伪，无所馁，所以谓之忠也。忠之道德，如有一息之绝于人，则人类灭矣，此何所谓新旧之异耶？曾子任重道远，死而后已。诸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都是发己自尽，都是个忠。一友问曰：大哉先生之说忠也！然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者，不必尽关巨计，遇一细事，亦矜矜求忠耶？先生曰：汝误矣。吾所谓忠者，只是自家生活力充实不已，而其著见于日用酬酢者，自然随其所感，无巨无细，而莫非充实不已之全体流行，绝无些子虚馁。这个体段，已是内外融一，元来不曾立心在事上去较量；于事无较量，即不以事为外来。事既非外，则心亦不名为内，这便是内外融一的全体，让他随在迸发，浑是个忠。若不到此境界，自然要在事上去较量巨细，才于事起较量，却已内外隔碍，办不得忠来。即在他认为巨计，勉强做得济事，亦是依仿揣摹，貌似忠而实不由乎忠也。然初学且未要说到内外融一，最好学曾子底三省。曾子只是把他认为要紧的三件事时时警醒此心，存之于豫，久存而熟，即便扩充得开。问：曾子却以忠为三省之一，与先生言忠自不同。曰：义有广狭，尽可会通。交友之信即忠也，传习亦忠也，乃至万善皆忠也。
赖典丽云：尝闻诸先生曰，吾人做学问是变化的、创造的，不是拉杂的、堆积的。此如吾人食物，非是拉杂堆积一些物质而已，食后必消化之，成为精液，而自创新生机焉。若拉杂堆积之物则是粪渣而已。学问亦然。若不能变化创新，则其所谓学问，亦不过粪渣的学问而已。
附记：典丽，川人。肄业于国立清华大学。性行敦笃，天资颖悟，不幸短命，师甚惜之。
先生因事责某友，遂诫同学云：对人不可随便看作无意思无主张。被人作如是看者，亦不宜轻受。凡人随时随事总要有力量，一言一行不可苟且，有苟且便当知改，不如是而能成人者，未之有也。来此共学，大家丑处错处，不妨公开，互相磨励，以底于成。人未至圣，孰能无过？在相谅相戒而已。
先生昨在曹州，因一事误疑梁漱溟先生，大怒。梁先生亦不辩。先生盖久之而后自知其误，以告陶闿士先生。闿翁曰：疑而不匿，悟而能改，观过知仁矣。
天下有真愚人，无真恶人，所以无明是万恶之首，佛家说无明，即愚之异名。此意深微，千古几人真会得？他要说会得，只是他底会得。问：不见古今恶人都是愚人。先生曰：如袁世凯不为华盛顿，却学朱温，你道他是大恶是大愚？闻之豁然有省。
“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这是船山真知实见语，只此求解人不易。清末以来，许多名流以其肤浅的知识胡乱鼓吹，胡乱倡导，真正造恶不细。梁任公颇自承有些误人，亦是不可及处。
先生游圆明园故址，吾随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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