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者，本以摇荡情感，倡之者既主于邪僻，绝无深根宁极之道，则率一世以为猖狂混浊，逞兽欲而失人性者，势所必然，而莫之能御也。故五胡乘中夏无生人之气，得入而据之，以恣其杀戮，所以招致者渐也。故夫中国文化自两汉盛时已伏衰象，迄于曹魏而破坏遂不堪矣。是时中国民性固已稍颓，然奋厉之气犹有存者。则魏晋间文学披靡之余，乃复有上探晚周思想，玄言宏廓深远，名数、礼典、音律、医术，精擅者亦众，工艺复极其巧。魏马钧为木人，能令跳丸掷剑，缘倒立，出入自在。尝试作指南车，又为发石车，飞击敌城，使首尾电至。又作翻车灌水，更入更出。钧巧若神变，惜未尽试所作，傅玄序而叹之。见《魏志·杜夔传》。又魏世为陵云台，先平众木轻重，无锱铢相负，揭台高峻，常随风动摇，终无倾倒。见《世说·巧艺篇》。略征一二事，足见当时制造已极精矣。至其社会政治思想，则盛倡自由。鲍生之论，则为无政府主义者导先路。郭象《庄注》亦曰：“伯夷之风，使暴虐之君得恣其毒而莫之敢亢也。”见《让王篇》。向秀明治道之极在于物畅其性，而恶夫为治者之自任而宰物，其言闳深，异乎嵇康辈只为愤辞者矣。郭象《庄注》原出向秀。汉世帝制之势已高严。自汉已降，而奸雄草窃迭起不穷，生灵涂炭，惨酷已极，此自由之声所为疾呼。然内乱未弭，五胡又乘之，真人道之大厄也。要之六代衰乱，实汉氏之结果，而曹魏亦助长焉。中国文化在汉世顿呈凝滞不进之状，思想界已僵固而无活气，空以名教宠章牢笼天下，其积弊之深，必将发泄于后，固事理所必至者。曹操虽反名教，然彼实生于思想涸竭之世，而纯为名教陶铸之人物，值汉德衰，不能明白以自树立，乃伪托文王之迹，故虽富于机智，而识见不能超特，局量不能宽宏，气魄不能伟大，毕生精力尽耗于猜忌与掩饰之途。其卑小如是，比于新室，已不足当仆圉。及司马氏效之，其细益甚，故石勒小胡犹得窃笑于其后。识者观魏晋开基，已卜世运升降之机矣。魏晋已下，大领袖人物遂不多见，故民质日以脆弱。是时所幸者，则思想界承两汉积衰之后，而忽呈奇伟之观。自玄家逮于众艺，纷纷崛起，辨物理，达神旨，浸淫返于九流，是《易》所谓穷则变之兆。盖中夏民族本伟大之民族也，所资者深，所蕴者厚，宜其剥极而必复也。此转变之机势虽经胡尘蹂躏，不少衰息。延及隋氏，遂一南北而纾祸乱。迄乎初唐，威武广被于四夷，文教普及夫群蛮，固泱泱大风也。此岂一二君相之力骤致于一旦者？盖六代已来，哲人艺士之努力所蕴蓄于社会者，深且大故也。夫自汉魏之际肇始变化，爰及隋唐，国力既盛，宜其文化日益发展，不至天殇。然而初唐之盛未几，社会复归混浊，政治乱于武夫。六代已来之学术造端虽宏，至此而一切斩焉绝迹，此何以故？则印度佛教思想正于初唐之世而告统一中国之成功，是以举中国之所固有者而尽绝之也。此治中国文化史者所万不可忽视之一大变也。佛法东来，本在季汉之世。僧徒多来自西域，初亦不能盛行。唐窥基法师《唯识述记序》：“在昔周星色，至道郁而未扬。汉日通晖，像教宣而遐被……多觌葱右之英，罕闻天竺之秀。音韵壤隔，混宫羽于华戎；文字天悬，昧形声于胡晋。”据此可想见推行之困难矣。及罗什来华，以其精通三藏，又门下多材，盛事翻译，玄风始畅。然犹乘三玄余焰，附之以彰，未能独旺也。盖佛法东来，得餍乎国人之心者，虽原因不一，而主要之因则以玄家喜谈形而上，三玄于形而上之理只是引而不发，魏晋玄家才偏重及此耳。极与佛家接近，故迎合甚速也。如远公著《法性论》曰：“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极为宗。”罗什见论而叹曰：“边国人未有经，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远公故玄家，而特歆净土，以逃于佛，其理解固未尝得力于佛也，罗什之言可证。又僧肇著《般若无知论》，罗什览之曰：“吾解不谢子，文当相揖耳。”肇公此论，亦不出玄家见地。当时玄家既接近乎佛，而佛者亦乐援玄以自进，故佛法未遽独盛也。时国内释子，颇多艰苦卓绝，只身渡穷塞，犯瘴疠，履万险，求法天竺者甚众，然发生重大影响于祖国者，盖亦罕见。及唐玄奘西渡，研精群学，在印土已有大乘天之称，回国已后，而太宗以英伟之帝，竭力赞护，于是聚集英俊，大开译场，高文典册，名理灿然，沃人神智，况复死生问题，足重情怀。则自汉魏已来，缓兵进攻于中国思想界之佛法，至此得玄奘与太宗之雄略，大张六师，一鼓作气，遂举中国而统一于印度佛化之下。自此儒道诸家，寂然绝响，此盖中国文化中断之会也。佛法既盛，不独士大夫翻然景从，而其势力直普遍齐民，愚夫愚妇莫不向风而化，祷祀殷勤，盖社会观感所系，不在学校而在寺宇，不在师儒而在僧徒矣。汉魏之际，方变而上复晚周，萌芽骤茁，遽折于外来之佛教，此固当时华梵间不可思议之遇合，不可阻遏之潮流。佛法急图东展，而中国之玄学与其环境又恰与之应合。然佛教徒亦未免过于倾向外化，而将固有学术思想摧抑太甚。如佛道论衡，诋毁老庄，其词多顽鄙不足一笑。僧徒既不习国学，又妄以褊心嫉异己，此所以造成佛教大一统之局。由今观之，不得不谓为吾国文化史上之大不幸也。夫佛家虽善言玄理，然其立教本旨，则一死生问题耳。因怖死生，发心趣道，故极其流弊，未来之望强，现在之趣弱，治心之功密，辨物之用疏，果以殉法，忍以遗世，六代僧徒多有焚身殉法者，然莫肯出而救世。沦于枯静，倦于活动，渴望寄乎空华，求生西天。盲修绝夫通感。近死之夫，不可复阳，此犹有志苦修者也。若夫托伪之流，竞权死利，患得患失，神魂散越，犹冀福田，拜像供僧，诵佛修忏，其形虽存，其人已鬼。复有小慧，稍治文学，规取浮名，自矜文采，猥以微明，涉猎禅语，资其空脱，掩其鄙陋，不但盗誉一时，抑乃有声后世，苏轼、钱谦益、龚自珍皆是此流，今其衣钵授受未已也。至于不肖僧徒，游手坐食，抑或粗解文辞，内教世语，胡乱杂陈，攀缘势要，无复廉耻，等诸自桧，亦无讥焉。是故自唐已来，佛教流弊普遍深中于社会，至今方蔓衍未已。民质偷惰，亦有由来。凡在有知，宜相鉴戒。然则佛法可绝乎？曰：恶！是何言？昔者佛法独盛，故其末流之弊愈滋，今则势异古昔，扶衰不暇，而可令其绝乎？佛家卓尔冥证，万事一如；事事皆如，故曰一如，所谓一叶一如来也。荡然无相而非空，寂然存照而非有，智周万物，故自在无挂碍，悲孕群生，惟大雄无恐怖，虽悲而无怖于险难。仰之莫测其高，俯之莫极其深，至哉佛之道也！是故会通其哲学思想而涤除其宗教观念，则所以使人解其缚而兴其性者，岂其远人以为道也哉！
中国文化既被佛家倾覆了，直到两宋时代，大儒辈出，才作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他们都推本于晚周底儒家，定孔子为一尊，却无形地踵了董仲舒、汉武帝底故步。魏晋人上追晚周，派别却多，后人提及六朝，便以清谈家了之，而不肯细察当时学术流别。宋人比之似觉规模狭隘，然而他们所以宗主儒家，也有道理。儒家有两个优点：一是大中至正，上之极广大高明而不溺于空无，下之极切实有用而不流于功利。二是富于容纳性，他底眼光透得远大，思想放得开阔，立极以不易为则，应用主顺变精义，儒家根本思想在《易》。规模极宏，方面尽多，善于采纳异派底长处而不专固，不倾轧，他对于道家法家等等都有相当的摄受，这也是不可及处。《大学》格物的主张与名家不相忤，荀子言礼治亦有法家影响。周礼言政治经济也有法家精神。《易·系传》谈治理，大致在辅万物之自然，绝不自任以宰物。儒家各派都守这个原理，是与道家相通的。我和宰平在北海快雪堂曾谈到儒家这两个优点，他也和我同意。所以宋儒特别提出儒家来做建设中国文化底基础，他们在破坏之余，要作建设事业，自然须有个中心势力，不容如魏晋思想那样纷歧。因此宗主儒家尚不算他们规模狭隘之征。
自佛教入中国已来，轮回之说普遍于社会，鬼神和命运的迷信日益强盛，佛教分明是多神教，不过他底说法很巧妙。他把旁底神教如大自在天等极力拨倒，所以人说他是无神论。殊不知人家底神打倒了，他底神又出来。试问十方三世诸佛非多神而何？又如人人有个不死的神识，非多神而何？所以信佛教者必信鬼神，其教义固如是。若乃三世因果之谈，别为世俗命运观念所依据，这个影响极坏。人生屈伏于神权，沉沦于鬼趣，侥幸于宿定，贪求世间利乐者，则妄计命运或可坐致。人情侥幸大抵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佛教之赐。三百篇是中国先民底思想的表现，都是人生的、现世的，无有迷于神道者。如二《南》于男女之际及凡日常作业、习劳之间写出和乐不淫与仁厚清萧勤厉之意，表现人生丰富的意义、无上的价值。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其得力于是者深矣。故迷信鬼神之风，非吾先民所固有也。古时虽重祭祀，特由慎终追远与崇德报功，以致其仁孝不容已之心耳。战国迄汉世方士始假神怪以骗人主，然民间不必被其风。自佛教东来，而后迷信普遍于社会。幸有宋诸先生崛起，倡明儒家之学，以至诚立人极，《通书》阐发此旨。形色不得呵为幻妄，日用壹皆本于真实。念虑之微，事为之著，无往非至诚所发见。原吾生之始，则此生非用其故，若有神识，则是故物传来。是生本创新，而新乃无妄而皆诚。故君子至诚无息，以其日新而日生。迄夫形尽于百年，则虽生随形尽，而曾有之生、曾有之诚，其价值则亘古常新而不以百年尽也，又何待有个别的实物遗于当来而后为快乎？神识即个别的实物。若果有之，则生生者将皆用其故而莫或创新，造化亦死机尔。岂其然哉？是故杜绝神怪以至诚建人极，道尽于有生，未知生焉知死。知止于不知，生何自来？此不可说，所谓不知也。然已曰不知，岂真不知哉？故冥会于斯而存诚以践形，则生之所自，即生是已，知至此而止矣，何必以私意推求，妄执有个别的实物若神识者，以为吾生之所自哉。物我同乎一体而莫不各足，物各足于其性。显微彻夫一实而无有作伪。仰不愧，俯不怍，至诚塞乎天地。饮食男女，凡生人之大欲，皆天则之实然。循其则而不过不流，故人欲即天性而不可丑恶。尼父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至哉斯言乎！自周张二程诸儒崛兴，绍宣圣之绪，而后知人生之尊严而不可亵侮也，人生之真实而不为幻化也，人生之至善而不为秽浊也，人生之富有而无所亏欠也。本性具足，故发为万善而通感不穷。故鬼神既远，人性获伸，这是诸儒莫大的功劳。然而他们却有短处，现在不妨略为说及。他们涵养本原的工夫，虽说绍述孔氏，却受佛家禅宗影响太深，不免带着几分绝欲的意思。实则欲亦依性故有，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只要导之于正便得。如孟子教齐宣王好色好货，都可推己及人，使天下无旷夫，无怨女，及使百姓同利。这欲何尝不可推扩去做好的？如果要做绝欲工夫，必弄得人生无活气，却是根本错误。或谓今人纵欲已极，正要提倡绝欲以矫之。不知讲学唯求其理之真而已，如何存得一个矫弊的意思？矫又成弊。俟鸟兽之风息，人道反诸正，将皆投诸真理之怀抱而何至纵欲无已乎？我辈服膺儒先，不要漫无拣择。他们因为主张绝欲，故用功亦偏于主静。如伊川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静坐本是他们共同的主张，后来李延平更看得重要，尝曰：“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在他们底理论，动静是一致的。所谓即动即静，即静即动的，他们根本不承认是废然之静。这个理论我也未尝否认。不过道理是很古怪的，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差谬大须注意。静中固然不是没有动，但吾人才多著意在静，便已把日常接触事物底活动力减却许多。此语吃紧。所以他们虽复高唱格物致知，而其弟子已沉禅悦而惮于求知，他们虽复不忘经世致用，而卒以养成固陋偷敝的士习。因为他们把主静造成普遍的学风，其流弊必至委靡不振，这个是不期然而然的。后来陈同父、叶水心一辈人才起来反抗他们底学说。同父思想虽粗，却甚可爱。那时候确少不得同父一派底功利思想。同父云：“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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