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发一信，附转陶生求入院函。鹿场又送到惠书，文字甚好。马先生过渝时，为吾称美左右不已。得此函，益信其然也。所云简章、细则等件均未见到，邮递稽迟，尤以包封之件为甚，未是失落耳。吾与马先生所商，不必就目前办法而言，足下似未深察也。吾岂欲于此时弄一大的架子者乎？草创之初，不能多集生徒，吾何尝不知耶？顾吾侪始事之精神，总不宜以寺院遗规为是，必务顺时之宜，得罗高下大小之材，使一般人不以是为畏途而皆愿至。材之下与小者多至，而较高较大者，行将出于其间。天道不遗靡草薄物，化育所以宏也。观佛家戒律，皆因人因事而制。从其所制之戒，察其犯戒之情，其门下猥杂，抑可谓赖耶含藏一切染污种矣？不如是，又焉得有菩萨出其间耶？吾欲予学生以研究院同等资格者，庶几可以聚天下之才耳。即此时不欲遽更章则，要当蓄意徐图之，否则如少数和尚住庙。吾虽老而颠沛，敢忘沟壑，不容不舍去也，谁复能于死灰中过活耶？虽曰此时不及拓开，要当宏兹意愿，具个萌芽，作始也简，将毕斯巨。始之简者，造端也，而所以造端之心，未始简也，故毕也巨焉。如其始之之心也简，则欲求将巨之效而不可得矣，是以举事贵谋始也。夫精神所注，为广为狭，影响便自天渊，吾举一事证之可乎。阳明之才、之力、之智、之德，其大于曾涤生也，不甚悬远乎？观其接纳群贤，随机施化，量宏而能摄，教亦多方，更非涤生所敢几也。涤生罗一世之才，阳明门下亦尽当时之彦矣。然涤生所造之才皆足济时用，身死数十年而有清朝局，犹赖其支流以扶危济困，如张文襄、刘坤一，或以后进向风兴起，文襄。或以小校积资贵显，坤一。皆曾氏之支流也。而其系清末大局安危，则人思之至今不能忘。文襄在鄂省之建设事业，民国以来，反摧毁而莫能复，其仅存者，如兵工厂，如平汉路，如张公堤，皆百世之利。吴汝纶在曾门下，号为小后生耳，及清末，独以卓识为严又陵所倚重，开新学一线之光。康梁肤浅哗世，而吴公未曾假以辞色也。学风颓弊，于曾氏之门无罪焉。涤生造士之功，顾不伟耶？上窥阳明门下，人才辐凑，皆禅客耳。禅之下流，认意见为天理，为良知，于是而邹元标之徒，构成吾家襄愍之祸，边氓入主而文明俊庶尽为奴矣。乾隆尝曰：明朝不杀熊廷弼，我家不得入关。百世下犹存兹公论。而当时心学派，不知其良知何在？黄宗羲，党人而窃名理学者也，其大著《明儒学案》推尊元标甚重，犹故存元标之狗吠曰，熊廷弼欠一死字。此得为有人之心者乎？刘念台非所谓圣贤一流耶，而其遗书中犹存一悖逆语，即以袁崇焕为罪应死也，何其良知受东林党人之诬乱而不觉耶？衡阳之圣有云，及明之季，卖国者皆王学也。衡阳亲见亡国之人，亲尝亡国之惨，其言岂得无据？《遗书》随处诋阳明以洪水猛兽，谓非有激而然乎？阳明之智德才力高于涤生也，疑若天渊；其善于摄众也，又非涤生所及，然而造士之效，相反若此。从来无人肯思其故者，实则欲说此故，亦甚简单。阳明一生精神，毕竟理学家的意味过重，其所以自修而教人者，全副精神都只在立本，而不知本之不离末也；都只在明体，而不知体之不离用也；都只在修身，而不知身之不离家国天下与一切民物也。此其所以敝也。或曰，公所云云者，岂阳明所不尝言耶？岂彼所不知耶？曰：子之难也固然。无通微之识者，可与论古今一切得失哉？阳明非不知本末、体用，乃至一身与民物皆不相离，然而其全副精神，毕竟偏注在立本，乃至偏注在修身。这里稍偏之处，便生出极大的差异。有人说，喜马拉雅山一点雨，稍偏东一点，落在太平洋，稍偏西一点，可以落在印度洋去了。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亦是此意。此乃至微至微之辨，非具通微之识者，何足以知之？或又曰：阳明事功赫然，今置而不论，何耶？曰：阳明之神智，其措诸事业固有余，但其精神所注终在此，不在彼。故其承学之士，皆趋于心学，甚至流为狂禅，卒无留心实用之学者。若乃涤生《三十二圣哲画像记》，以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科并重，其为学规模，具见于此，其精神所注，亦具见于此。但虽主四科并重，而自己力之所及，终贵乎专。涤生于经济，盖用功尤勤。其诏诸子，恒以农桑、盐铁、水利或河工、海防、吏治、军事、地理、历史等等专门之业，谆谆然督之以博学。此皆属社会科学的范围，皆实用的知识，自其为诸生以至官京师，皆孜孜研讨，并与其子弟以及朋友、学生互相淬励。一旦领军，又留心四方可造之士，置之左右，幕府而兼学校，将帅而兼师道，其全副精神都在致实用、求实学，故其成就者众，足以康济一时，而收效与阳明迥异者，唯其精神所专注不同故也。宋儒虽谈政事，大抵食古不化。二程、朱子委之吏事，不患无济，唯其能以诚心作实事故也。但欲其翻天动地，创制易俗，开物成务，以前民用，则其学与识皆不足。何以故？其精神所注终不在此。西洋改造之雄与夫著书立说、谈群理究治术之士，皆以其活泼泼的全副精神，上下古今与历观万事万物，而推其得失之由，究夫万变之则，其发明真理，持以喻人，初若奇说怪论，久而知其无以易也。如君民问题、贫富问题、男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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