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颇以为忧，恐上官有时清查，朽蠹亏折，不知起自谁手，将成巨案耳。夫良法美意，展转数手，胥成敝政，如船钱积多当新旧交替，澈底盘清，纵有亏折，亦易区处。积至一二十年，则意外丛弊，尚可问哉？
人生功名德业，皆有定分，先几所触，不觉形之于外，既往追思，靡不验者。文忠公志在天下，方出境剿贼，辄谓人曰：“安庆若复，吾事毕矣。”又尝属如冠九观察摹内府舆图，指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以为保此足以自豪。及辛未八月，安庆报捷，而文忠遂薨。湘勇有二派：一为罗、李所部，佐曾、胡二公立功，安庆克后，四散不振。一为王壮武鑫所部，与曾公初不相惬，自成一队，左文襄常左右之。壮武没于乐安，王开化、张运兰分统，王旋病没，张复归曾部，援剿江西皖南最久，所谓老湘营也。张后赴闽，军分为二，易开俊、刘松山两镇统之，易又病归，刘从曾公剿捻后，遂入甘陕剿回，开至三十余营。文襄督师，恃以为重。刘战没金积堡，从子锦棠代任，竟收西边全功，至以京师帮办军务。按，壮武著有《练勇刍言》，与南塘戚氏《新书》相表里。阅其临阵部置，不主故常。每当贼至，先一日传各营将席地坐，出舆图指示，某路宜迎，某路宜伏，某路宜守，某路宜抄，各听其意自任之，明日无一违者，往往获胜。开化，其从子也，最得其传。文襄初在江皖之交，与贼鏖战，极赖之，惜未久病卒。开化年十七即从壮武军，审敌之明，临阵之勇，当时推为第一云。
湘军之兴，创于罗忠节公，至李忠武公始大，而勇毅公继之，楚、皖赖以光复。胡文忠公视为奇宝，饷项百事。较诸军为优。以予所见，庚申而后，诸帅谋勇，究推多忠武公第一，鲍军门次之。陈逆裕成至为凶狡，卒扼于多鲍，走死寿州，勇毅尚未能制其死命也。勇毅诸部，多讲边幅，胡文忠公尝忧其后起难继，可谓卓识。勇毅卒后，所部分驻皖北，漫无统纪，曾文正公奏派金观察国琛监其军事，亦未能复称劲旅也。金为江西浮梁县之子，李在江西时，金以千金助饷投营，其人豪迈有智，善驭人，入营年余，遂总理营务。湘军门户之见最重，金以吴人而入湘军，竟超诸文武而上，无不服者。三河败后，文忠与勇毅重整湘军于黄州，仍奏以金总理抚湘两军营务，兼带选锋一营。勇毅归省日，文忠诏湘将举所愿统，佥以金对。嗣有天堂大捷，即多武忠公总统时事也。后以统军徽州所部闹饷，被劾家居，复起为广东臬司而卒。盖自勇毅之卒，而湘军精锐竭矣。吉字全军，得曾爵帅统之，再起而盛。老湘全军，得刘忠壮统之，三起而殿，前后凡三十年，实与兵事相终始焉。
吉军之兴，始于黄观冕时。曾文正公在江西，事亟，征援兵于湘。黄以吉安知府募兵自效，而不之官，遂以“吉”字名军。及归曾部，举曾沅浦爵帅领之。爵帅时以同知候选，由此增开多营，连克瑞州、景德镇，沿江而下，卒收安庆、江宁两省。所部浸至五万人，皆以吉营肇其基也。当江宁合围时，黄以东征局总办创议盐米互市之举，由安庆便赴下游，爵帅率全军将领迎于江滨。黄顾而言曰：“吾知福薄，不足为诸军前导。得九帅为主，可共取富贵。今何如？”言已，握爵帅手大笑。诸将领俯首声谢而已。黄初任江南知县，见知陶文毅公，后以夷寇事谪戍，遇赦归。其人善以势动人，才气纵横，见者倾心。创办东征局以济江南之饷，为功甚巨，而物议纷腾，遂有贪横恣肆之语见于弹章，后以迤东道开缺终于家。
湘军定制，按月发饷，初无扣折，其勇籍不甚杂乱。大抵湘乡、宝庆、长沙，各为一类，皆有尺籍可寻，久征远战之勇，月食计食用若干，到期按发，余则分哨记注，存于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故假归，核其所存之饷，酌付川资，则由粮台给一印票，至后路给清，如此有三利焉：营哨员不能私侵暗蚀，一也；勇不能任意开销，出营流落，二也；回籍余资，尚可营生，三也。若淮军则不特勇无宿储，即统领十数营者，赋闲稍久，扫地无遗，当卸任之时，债务累累，尚须接替者为之弥缝，可叹也。
类聚群分，盖有莫之为而为之者，在军尤甚。江忠烈公原募之勇，名曰楚军。曾文正公继募之勇，名曰湘军。同一省也，而不免畛域之分。湘军人材众矣，楚军后起，如刘公长佑、刘公坤一、江公忠义，亦彪炳一时。然自大帅视之，已不免亲疏有别矣，而莫甚于川之与楚，湘之与淮。川、楚之隙，自广西军兴，已成莫解之势。其后鲍军门超，以川人统三四十营，归于湘部，卒皆湘人为多。初为分统时，胡文忠公即以川楚不和，不宜用川告戒之。湘、淮则本系一家，淮由湘出，尤有水源木本之谊，而自捻逆猖獗时，曾文正公督师北剿，湘军已大半遣散，全倚淮军为用。淮军既富而骄，夙乐合肥相国宽大，视文正公儒将约束颇以为苦，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文正时与所亲书，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一错之语。部下气类，由此愈分矣。厥后湘军渐远渐散，南北驻防，悉皆淮军。此之声威弥著，彼之嫌隙益深，履霜坚冰，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已。
左文襄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一日樊提督诣文忠，延文襄出共谈，意大龃龉，遽起批樊颊大诟。樊不能堪，致为互揭查办之举。文襄回籍，樊亦奉旨罢任。樊归谓子增祥曰：“一举人如此，武官尚可为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卒入翰林，甚有才名。
文襄公长女，为陶文毅公子妇。其缔姻时，文襄年少而贫，与胡文忠公夙故。文忠，文毅婿也。省文毅江南督署，文襄与偕，文毅奇赏之。一日传优人治盛筵堂上，文襄为宾，文忠为介，而文毅为主，凡三人，众莫测其故。酒酣，文毅命子桄出拜，指谓文襄曰：“吾一子无可托者，观君志意出吾上，愿乞贤女配之，俾成立。”文襄慨然允诺。文毅薨，桄始八岁，文襄乃就文毅家主持内外，岁备三百金，如是十年。文毅多藏书，国朝掌故之类尤备。文襄日夕讨论，遂以成业。文襄后出入将相，岁寄家人，亦以三百金为率。戒其子曰：“吾昔受人重寄，岁入止此。汝辈安坐享之，何厚乎！”文毅家号巨富，文襄佐湖南抚幕时，饷事有急，辄令陶氏输重金为倡，不少顾惜。其长女极贤干，有父风，能任家政焉。
西疆之役，以老湘营为首功，故提督刘忠壮公，松山旧部，其犹子今新疆巡抚锦棠所统者也。忠壮伤亡后，所部出战，辄著灵异。回贼尝目击公临阵指挥，以故见湘军旗帜，辄狂走。左文襄公尝出巡，忽一卒攀舆大哭，舆不得前。遂言曰：“吾日助若战，军士寒饿不堪，须衣粮，并西洋枪炮子药勿迟。”审其音，即忠壮也。文襄颔之。卒昏去，有顷乃苏，文襄觅匠制冥器相生焚之，亦奇事。新抚亦将才，有权略，尝与金将军顺等择地度岁，歌舞酣宴甚乐，而密使四出侦贼所至。既元夕后，谓将军曰：“吾辈乐亦足矣。曷一出剿贼？”牵师即日行，不数日大捷闻矣。而将军等方集麾下，议论未定也。故改建行省诸大政，文襄粗立其基，经营部署，率皆新抚成之。然回孽未尽，俄众相逼，求其百年无事，殆未易言。天欲成文襄之名，独为其难，卒如所愿，亦伟矣哉！闻出关以后，无大战事，老湘一军，号称无敌，实在甘凉一带著绩云。
左文襄公在西疆时，湘部而外，旗营、勇营林立其间，遇有饷项支绌时，无不立予协济，以是人服其公。然意气甚盛，虽官秩相等，而言语酬酢，书函往复，皆自处于卑下，则遇有所求，无不如志。英果敏公任乌鲁木齐都护，一见倾倒，派兵派饷，以供使用，概辞不受。嗣奏陈边事艰难情形，极推文襄之功，遽得月协八万巨饷，情好以是日密。时将军金顺颇不能事，将奏荐代领其众，未及而英卒矣。英病亟时，以寸纸手书告诀。文襄为之痛哭，告僚友曰：“西边少一替人，吾且伤一知己矣。”飞草表其夙勤，为理身后事甚备。文襄向论旗员习气重，解事少，遇金将军犹以部曲等之，至果敏则称为有用才，近世督抚罕有其比云。
淮军之兴，由前山东布政使六安李公元华。当咸丰四年，发逆踞庐州，李以抚部门生带团勇助剿，张制府树声、潘抚部鼎新、刘抚部铭传、周提军盛传昆仲皆奔走其间。如是数年，虽未有成效，而战阵之事，练习日精。时合肥相国在籍办团，或居帅幕，或领军事，尚无专主，殆庐州事亟，由间道投曾文正公。江右李亦随赴吴清惠公淮安矣。张、潘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时。及咸丰、同治之交，楚军日盛，由西路径克安庆。刘抚部族子东堂与韩提督殿侦知其事，诸公乃使谒合肥相国请计，于是有创立淮军之举。时江苏官绅乞师者踵至，合肥相国慨然请行。先立鼎、铭、庆、树四营，益以湘军亲兵一营，林字一营，开字二营，共为九营，陆续赴援上海。铭营始以东堂主之，东堂力推其叔抚部。庆营则吴提军长庆主之，向从军庐州，与潘、张诸公又别，亦未尝归李部下。林营则湘人滕镇军嗣林主之，亲兵营则湘人韩太守正国主之，开营则程提军忠烈主之。通名淮勇，实则湘军三营，淮军六营也。其后林营未尝著绩，亲兵营年余败散，惟开营功业先著，而忠烈殉后，遂以不振，于是树、鼎、铭、盛各成一军，自一营至数十营不等。盛军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后所主者也。庆营正、副二营，历十数年，至海防议起始增六营。而铭、盛两军，叠为畿辅拱卫之师，遂称两大，较诸军为久长云。说者以淮军创于李，成于刘、韩，大于刘、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国成中兴伟烈，盖有天焉。
淮军之赴上海也，由江苏官绅至安庆乞师，备极哀恳，倡其议者，为三官三绅，吴观察煦、吴太守云、应太守宝时，及冯中允桂芬、顾观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庞侍郎钟璐主之，以书陈于曾文正公。议定后，颇难其使。钱中丞鼎铭时避居崇明，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钱颇难之，强而后可。及合肥相国东下，钱任采办军米，督治后路转运，荐保道员，皆由乞师基之。其由道员而至豫抚，则由曾文正公。文正初不甚知钱，及移督直隶，过清江，钱在转运局迎送，先后历十余日，官厨供应而外，日备精馔三五器，文正颇以为甘。既辞复进，流涕再三，述举贤平吴之德，文正大感动，以为公谊切如此，必有忠诚报国。适奏调两江官绅，为直隶仕途矜式，举钱首列，未及五年，而开府矣。所谓三官、三绅者，应以苏臬历署藩司终养；二吴则被劾废归；顾再任宁绍道台，归治园林自娱；潘亦保道员，家居不出；惟冯乡望最重，吴士言必称冯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当路就与商而行。其人工心计，寓上海，购地数百亩于洋泾浜，及苏垣克复，斥卖殆尽，复购地数十区于阊门市，一出入间，获利无算，吴人类能道之。苏杭之陷，两省绅民麇聚上海，恃西人为之护持，贼近咫尺而不敢逼。薛尚书焕以巡抚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趋避，媚耳目者，军事殆不可问。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合肥相国，意气甚盛，不受薛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颇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益募至万余人，剿贼太仓，不二日，全军覆败，李走津浦。又追至上海，西人论和而退。当警报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国，报以奉旨保城，不关战事。既贼大集，亦登阵固守，贼遂漠然视之。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国兼代其任，贼大举围营，合肥相国与程忠烈计分两路，迎伏以战，大败贼于虹桥，连克嘉定、宝山，贼狂走昆山而逃，军声彪起。收队时，西人相顾，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宝之捷，四江口之捷。于是各营增军，分道以收浦东，而贼自迎降者，络绎不绝矣。识者谓薛部剿贼不足，滋乱有余，向非轻进溃散，亦殊未易遣撤。且贼非骤胜而骄，未必一无顾忌，淮军转难操必胜之权，以此知成败之机，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合肥相国于虹桥战时，坐胡床桥头督战，贼氛甚恶，春营张遇春败回，及桥，相国顾左右：“取其首！”遇春驰马反趣贼，各营并奋勇直前不可当，而程忠烈所部绕贼后冲入贼阵，截贼为二，遂获全功。是役也，贼数近十万，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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