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广，乍看上去，很容易使人以为是后来魏忠贤麾下的东厂作风，但这两者之间的重要不同是，洪武年间的风格更加注重律法。历朝历代，似乎很难再找到一个皇帝能够在对律法的重视程度上和朱元璋媲美，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即把纲纪法度的建设明确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
朱元璋对律法的建设几乎到了事必躬亲的地步，在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的时候，每完成一篇，便要誊写给朱元璋一份，由朱详审裁定。这仅仅是众多同类例子中的一个，就以此来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除此之外，对待那些文臣武将们，朱元璋还有着另外的一手--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先后发布了《铁榜文》、《资世通训》、《臣戒录》和《至戒录》，苦口婆心地告诫大家，效忠皇帝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光荣，而欺瞒犯上又是如何的不可取，如何的会传为千古骂名。朱元璋甚至还鼓励儒生们去向一众武将宣扬忠烈死节的道理，不知道这算不算另一种司令员和政委的组合，总之，朱元璋的确用心良苦。
但是，皇权的独揽、律法的制约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还是不足以使朱元璋放心。对权力的极端欲望使朱元璋有点像一名心理变态的丈夫--他时刻担心着邻家男人会动他妻子的念头，虽然这个邻家男人看上去老实本分、忠厚和善，对自己的妻子从没有多看过一眼，对自己也一向以礼相待，但是，这个丈夫还是非要杀掉邻家男人才能放心，因为，邻家男人就算再怎么老实本分、忠厚和善，但毕竟是一个男人，毕竟裤裆里有那个东西，这就始终构成着染指自己妻子的潜在危险。只有把这仅有的一个潜在危险也连根除掉，这名心理变态的丈夫才能真正地放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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