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参与者动机各异，手段多样，但是，向“圣地”进军200年，种种后果却都十分明显。这些后果在地中海的地图上，在意大利商人、航海者和银行家的历史上，以及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由此而推广到北欧和西欧的商法复兴中，都可以看出来。总的说来，十字军东征乃是西欧进行资产阶级改造的关键性事件。
为了说明这些后果，我们必须先简述一下，那些宣传鼓动、号召参加十字军的人，是出于何种动机，而实际参军作战的人，又采取了一些什么策略。
我们在此谈到的，是起自教皇乌尔班开始号召组织第一次十字军的1095年，以其最后一个基督教领地前哨据点亚克落入苏丹卡拉翁之手的1291年。东征将两个很好的目标——使“圣地”成为安全地区，既利于商人往来经商，亦便于教徒前往朝圣——与很好的手段结合在一起，藉此排除了一个日益桀骜不驯、暴戾恣睢而无益于社会生产的军人、骑士和小贵族阶层。
“圣地”确是需要收回以有利于西方商人。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军队已于1071年在曼齐克特，被塞尔柱苏丹国打败；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统治了埃及。尽管君士坦丁堡还不失为基督教控制的重要商业中心，然而其他很多重要贸易转口地都落入穆斯林之手。穆斯林海上力量袭扰西方航运的规模日益扩大。可是，对东方商品的需求仍旧增长不止，那是必须得到满足的。
还有许多宗教上的理由，要掀起十字军东征。因为塞尔柱人控制了基督教“圣地”的神殿，随之而来的便是对基督教和基督徒朝圣者的毫不宽容。这类教徒虔诚的动机倒也并非全无杂念：教会在此以前即曾一反早先文献的教导，极力宣传朝圣可以有净化心灵的作用。只不过这种宣传，乃是亚马非人已在耶路撒冷开设了一座旅店，向朝圣者供应运输和食宿，并显然成为大好生意以后的事。
东征大军，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最积极于与商人战斗的那部分招募的。教会势力较大的领主得到初生市民阶级的援助，开始进行斗争，要遏制私人封建战斗，以及各种封建工具、苛捐杂税和明目张胆的劫掠等对贸易的阻碍。掠夺行商的货物已成为贵族的标准作法，例如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就曾威胁过法国国王菲力普，若不交还其所夺取的教皇代理人的商品，就要将他革除教籍。菲力普只得从命，他犯不着贪小利而危及灵魂。
十字军东征乃是一种手段，可藉以将私人战斗转向异域，同时又能解决贫穷贵族及其骑士随从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之一，就是依照长子继承制分配家产的问题。在封建法中，长子继承制——即土地归长子继承——取代了父母亡故将家产平均分配给所有子女的制度。这制度一经确立，其他儿子或者服役于另一领主充当骑士附庸，或者领受教会职务，或者依靠恩赐的小块土地和几个从事耕作的农奴勉维生活。这种靠小块土地过活的小贵族，其收入几乎全部仅限于实物地租，在货币日益通行和膨胀的时代全然不敷需用。应付的办法就是加重对农民的压榨。有一份当时的证书，曾提到“各种强迫性徭役……以及……骑士惯常要向穷人勒索的一切东西。”小贵族阶级内部往往由于人身侮辱导致不睦，从而要用私人战斗求解决，其目的则在于夺取土地或财物。向商人征收各种过境费是另一致富之道，还有很多领主则发现，城堡可为匪帮提供合用的大本营。
十字军东征给予这阶级一个大好机会，既可前往“圣地”取得金银财宝和土地，更可以使灵魂得救和履行骑士战斗义务。这次机会与以前在西班牙和普罗旺斯与穆斯林教徒作战所提供的机会相类，只是等次大有不同。它的结果明显可见：渴求土地的贵族非长子集闭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实行全面统治的封建政府；在集团上层，产生了许多新封建领主，从其下层则产生骑士——骑在马背上作战的部队。徒步作战的士兵由贵族领主随地征调招募，或者依靠开垦新土地和增加城市居民的那些经济力量和人口力量来获得。对十字军政治方面的控制，开始时由封建贵族掌握，然而教皇施展手腕，使不同贵族集团互相倾轧，藉以左右全局。
意大利商人直接干预巴勒斯坦，始于1098年，即教皇乌尔班发出进军号召后的第3年。在这一年里，热那亚在安提阿得到租让一个市场、一座教堂、和30栋房屋的好处，作为回报，并同意确保该地与意大利的交通，以及支持其统治者波赫蒙德，以为报偿。
在此以前，一些意大利城市成长，是依靠同基督教和穆斯林双方当权者订立经济条约，而非大规模直接征服，所以它们的外交并未因拜占庭当局反复变化而有所更改。可是到了1098年，十字军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占领了大片土地，热那亚便力图在安提阿获得租让权。其次是威尼斯，它由于曾与拜占庭帝国长期联系，早已确立了东地中海势力，这时又图谋有所增进。比萨所谋求的，是保持它在东方所具有的竞争地位，这是和它与热那亚关系的特点。
不久，比萨和热那亚都积极展开对基督教各地区的贸易，同各种封建领主交易，经由海上的东方贸易，几乎全部落入它们掌握之中。其他一些意大利城市，也都同样在君士坦丁堡与占据有利地位的威尼斯竞争、从而发展了意大利与尼罗河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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