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者，根本便谈不到家庭）。在种种消费上（原注：例如厨灶侍役等等），都极不经济，至于精神上的孤寂和单调，更不用说。因之，自然而然的，大家就慢慢的感觉到缺憾，而求所以补救的方法。于是什么‘公寓’，‘帮舍’（），‘俱乐部’以及合作社，工人住宅等等一类的集合体，俨如雨后春笋，纷纷产生于都市或较大城镇之间。”他接着说：“这明明就是‘集居’，不过是‘貌合神离’的偶集，杂集；这明明就是‘独立’，不过是‘尔诈我虞’的单立，孤立。与其如此，何如保存并改良我们固有的制度，以成一个有恩义，又经济的集合独立的‘新家庭’呢？”我们要知道“公寓”（即）式的“集居”和我们大家族式的“集居”是完全不同的。公寓虽由一个大门出入，其中也许还有合作的事项，如公厨之类，但大门之内，却是各家完全隔开，各成一小单位，经济上更是彼此分得清清楚楚，所以虽“集居”而仍不失其为“独立”，若大家族之“集居”，样样混在一起，房屋混合，经济亦混用，所以“集居”而无所谓“独立”。如能利用公寓式的“集居”，仍是各分单位各分界限的小家庭，不过住居相近，彼此减少发生意见的机会，而同时互助互慰的便利又得因此增加，诚为比较的更进一步的家制。但是此事需要相当的设备，即须有合于此种需要的公寓才行。在没有此种设备以前，我以为小家庭还是不应该和大家族混居，不过可设法住在相近的地方，但仍宜各自独立。
吾家父母妻子连我共五人，无兄弟姊妹，租一幢一上一下的房子，将紧要房间分租了，所出房钱有限，母亲只可管理家事，妻因须乳小孩，亦不能工作，父则病后羸弱，还未能做事，全家开销，俱望我一人。但我每月薪资虽只五十元，因不嗜烟酒，菜饭布衣，勉强尚能过去。父母都是旧式人物，虽然住上海已十多年，他们还是二十年前的思想。父仅略识之无，性情甚刚，故常发生吵闹，家事不应他问，亦必多问或干涉，如见媳做一件国货新衣，虽不值几元，也必要说过来尚未三个黄霉四个夏（我结婚才两年），怎么常做衣裳，在他以为顾及家用；为他自己做衣，则又欣欣然而道，何料好坏，应做何衣，不言家用了。内子是不识字的农家女，未敢对声，背后叽哩咕噜而已，有时我为谋家庭安宁计，对两方劝说劝说，更好笑了，爷说，“讨一个媳妇，卖了个亲儿！”她（妻）说，“父子终是父子，妻死是好再娶的。”真是钉头逢铁头，硬碰硬，我则反两面受气。因此我常想分居，则经济上又办不到；同居又无术使之和睦！长此以往，我必走到消极路上去的，幸先生不吝指教，代为一决，感激无涯。
李国虫
答：无论什么幸福，都要有相当的代价，否则便是不公平的享受。即如要享小家庭的幸福，便先须有了相当的充分的经济力量。像李君的情形，如经济力量能分居，便不难享受小家庭的幸福，如经济上一时办不到，只得暂时同居，等到有力量时再分。在暂时同居的时候，李君能劝他的夫人肯把前辈不讲理的话置之不闻不问，那就更好，否则李君至少自己要这样装做聋子，置之不理，专心于职业，尽心力做到那里算那里，这么一来，李君自己精神上的苦痛也许可以减少些，等到经济力量充分时再实行分居的彻底办法。
我是个世界上最可怜的弱女子，从小时候，不幸父母就相继丧亡，靠着舅氏过活。在那去年春里，舅父忽然听信了一个害人精王婆式媒婆的话，把我许字了一家黑暗的大家庭中。当时我也没有知道仔细。后来慢慢的晓得那家人家，家道小康，翁是没有了，只有一个继姑，凶悍泼辣，兼而有之，常常把前姑所生的儿子，加以虐待，如同眼中钉，殴打谩骂，无所不至，还有三个小叔，两个姑娘，是她自己生的，性情也是凶悍蛮猛，和母亲真是一般无二。
当时我知道这种情形以后，就恐怕后来的结果不十分好，便悄悄的告知舅父，那知舅父是个旧礼教而犯烟癖的人，这时已受了彼方的信银，便怒冲冲地说道：“我们是守礼教的人家，现在木已成舟，米已煮饭，照你这样，难道要赖婚吗？我看你没有父母的人，富贵人家有谁要来娶你，我养了你十多年，费了许多心血，这一些事我不好做主吗？”言时声色俱厉，我知无可奈何，不觉放声大哭！后来被舅母听见了就多方来安慰吾道：“嫁人嫁婿，只要他好就是，你何必去管他继姑凶，姑娘恶呢？”当时被她解劝之后，就不由我叹了一声，日后之幸福付之命运之神罢，此去岁香飘桂子时的事情。到了今年三月，完婚了。过门后，他待我尚好，不料那继姑因我舅父争了一些聘礼，就迁怒于我，说我的妆奁破呀，旧呀，不值钱呀，……种种挑剔，吹毛求疵，百般辱骂，起初我还忍耐，后来使得我忍无可忍了，便插嘴道：“娶媳娶人，我家本贫，事前何不考虑……”那继姑听了我的话，顿时面上现出青赤色，恶狠狠地向前将要用武的样子，这时恰巧我的他从店里回来，继姑一见了他，不问情由，便放声大哭，倒卧床上，装腔作势，说我如何如何的忤逆她，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的话，硬逼他同我滚出去，吓得他连忙请罪，一方又说了我许多的不是，一场风波，暂告平息，可怜我这时虽有百喙也难以辩明了。
他是在一爿小京货店做个小伙计的，月入甚微，那继姑毫不明白这层道理，常常说他完全给了我了，总在我面前说不堪入耳的话，我听得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得以泪洗面。她这样的常常闹着，还有姑娘辈，从旁撺掇，挑拨是非，胆小如鼠的他，素来畏娘如虎的，慑于这种权威之下，又想到了自己没父母的苦，正是和我一样，想到这里，同病相怜，我两人的泪不由的如珠断线的一般夺眶而出。
章芙婀
答：凡是大家族，十八九都是乱七八糟的，像这封信里所说的情形，也是“守礼教的人家”所干出的好事！我至今还常常听见许多所谓“老前辈”也者，说起我们“国粹”里的大家族制度，还是津津有味，觉得有许多许多说不完的好处，我没有工夫遍打他们的嘴巴，但希望他们不要闭着眼睛说话！
擅自代人误订婚约，既打听到了对方大家族里的黑暗情形，在未嫁之前还不赶紧设法救出火坑，人还未嫁，竟说得出什么“木已成舟，米已煮饭”，这简直是疯狗狂吠，那里是人说的话！
事已糟到了这样的田地，骂两句本已没有什么用处，我们看了不得不污着笔墨骂他两句，也无非希望将来这类疯狗可以少些。就章女士的来信看，已绝对不必作大家族同居的念头，因为再同居就等于再入地狱。如有家产可分，当然是最好能做到分家。依法律上的原则言，父母在世，倘非发动于父母，子女是不能要求分产的；不过有特殊情形时，却未尝不可要求，像那样“凶悍泼辣”的“继姑”，既有种种苛虐的行为，仍得依法提出要求的。分产的手续可先请族长出来说话，如办不到，只有依法起诉，不过要求分析祖产的起诉，一定要章女士的丈夫出面。倘若他没有决心，此事便办不了。如章女士的叔父肯出面替女士进行诉讼，只能依法索取她自己嫁过去时带去的“妆奁”，这是女士自己应得的东西，依法是可以索取的。但是这“妆奁”索得之后，是否够“在外开支”，倒是一个问题，如其不够，而女士的“他”又那样无用，则又奈何？（不知女士能自己寻事做否？如有服务社会的能力，当然较易解决。）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说动“他”下决心要求分家。如“他”能有决心，仍可由女士的叔父从旁帮忙。至于“生母有奁田若干亩”，如她并无遗嘱分配，依法只得归在祖产里一起公分。
章女士问“告诉党部和妇女协会不知有用没有用？”这要看该处（即女士的本乡）的党部和妇女协会是否公正，是否热心。如是公正热心，当然可有一种很有力的帮助，“助进女权之发展”原载明国民党政纲的对内政策里。
我家父母早逝，有继母及弟妹二人（均继母生）。祖遗田产不足二顷，父殁后，账目由叔父代问，量入为出，尚足生活，继母不悦，叔遂不再问。我之学费，十分困难，因明白经济情形，便节省费用，继母曾命退学，我乃向叔父借款读书，更为节俭，勉强到师范讲习科毕业。虽有志上进，金钱限我没法，何等可痛。及至吾弟入校读书，也是借款，用费不如我节省（较之我实在双倍有余），我不敢公然说一句话（私下劝弟节省，弟不之听），恐继母有闲言也。今年我服务小学，家中更不给分文，初出任事，整顿服装，经济甚窘，苦无可诉，薪不敷用，惟勉力办事，节俭而已。可叹田中减收，家庭生活困难，继母竟自主为弟完姻，费用五六百元，借贷为多，旧欠洋二百元，合欠七八百元。（月利以二分算，年百六十元外。）利息周转，殊为可怕。他人问我，为何不闻不问，其原因有四：一则恐人议为金钱奴隶；二则因职务不便分身；三则受继母舅之反对；四则有人拿债，有人还钱，我能求得自立生活，即可不闹口舌，落得“好儿不吃分来饭”。就把家中一切都抛到九霄云外去矣。日前回里，妻女泣而言曰：“汝太愚矣，彼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家中用费，随便借款，且不问我及孩儿之衣服，家中如此，将何了局。最好莫如分居，他日讨饭，亦为心愿。”我教书于外，归欲叙天伦之乐，不料听了这一番妇女噜苏话，很不高兴说：“一个人家，兄弟本睦，自有妻子，便会分居，我本想在社会上，多服务几年；弟在家照应田务。家中和顺过活，是多么好？……‘人生有命’。我没有职业，无独立之本能，虽有千顷田，也难保不遇意外；假使有职业，能够独立，就是没有田产，也可生活。我想做一个好人，焉能分居呢。”事情好巧，我的祖母晓得我回来，也来谈分居的话（想系她们久已商议）。我正烦恼时，不愿意听，祖母说：“祖产原来得不易，却费了千辛万苦；如今你不听我逆耳忠言，不要田产，只知在外教书。……就不知保全祖产吗？况且你说的独立生活，做小学教员，除自己吃用外，还余几文，又能养活谁呢？债务日多，卖田还债，也是不够，你有何法可偿！你讲的话近于书呆，他日才知祖母之言不错，悔不当初哩！”我想了许久，说分居好吧，母必说，儿太忤逆；说分居不好吧，二弟何日省悟！后思前虑，未能决也！
王伯炎
答：兄弟析居，在吾国昔贤，本亦非所反对。故沈文瑞先生亦有言：“子多年长，自然分析，使知稼穑之难，守成之不易。”在新思潮中，则几已视为“天经地义”，更无所用其怀疑。况以王君所处境地，欲求适当解决，只有析居之一法，盖向例父在子不得要求析居，今王君之乃翁则已弃养；况其乃弟又已成室，理应各自独立生活。在法律固无问题，言情理亦极融合。即就王君所举之四原因言之，第一恐人议为金钱奴隶，王君既为新学界人物，尽可以“理应各自独立生活”之言宣诸亲友，拿出这一块新招牌来，作为顺应时势的要求，已经很有力量；而况王君之令叔及亲友，对于乃弟行为，必有所知，再引昔贤亦有赞成析居之义以析之，想必无甚困难。王君既知“利息周转，殊为可怕”，尤当知未正式析居之前，对于大家族债务，当负共同责任，迨债台高筑，一生还不清，则真为金钱奴隶矣。岂能如王君所举第四原因“有人拿债，有人还钱”哉？至于第二原因，则可于寒暑假中行之；第三原因，则只须有王君自己族长主持，继母舅之反对，不生效力，可以置之不理。
我作此言，并非无故“离间”人家兄弟。盖深信王君所言“家庭问题，也是生活问题之一，兄弟分居，又为家庭问题之一”，全是用社会的眼光观察王君所提出的问题，以为替王君自身小家庭及王君之令弟着想，均以分居为有利。请先就王君自身说，王君如想爱弟，当知“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王君之弟糊涂耗费下去，于乃弟前途有何益处？于兄弟爱情上有何补益？为王君自己小家庭计，则王君夫人之言最为沉痛：“最好莫如分居，他日讨饭，亦为心愿。”我觉得能说这话的人，的确是贤惠有见识的妇人，王君竟硬把顽旧的话反而教训她一番，我很觉得不该。王君当知君之兄弟不睦，决非“自有妻子”所致；当知“弟在家”是否照应田务，抑系“随便借款”；当知“好人”与“分居”并非势不两立之名词；更当知分居后同心一德之“讨饭”亦愿之家庭，是否比现在“妻女泣而言”之家庭清楚爽快。至王君乃弟方面分居总比不分居为有利，盖可使彼鉴于“稼穑之难，守成之不易”，而能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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