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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社交公开，诚然是文明进化的社会里应有的现象，但做朋友必须彼此知道尊重彼此的人格与意志，如果有异性两人由长期朋友而交谊日厚以达于恋爱的境域，彼此皆未婚娶而各出于自愿以成终身伴侣之约，“接吻”也许是心灵融合的神圣表现，并无所谓丑态。倘若仅属泛泛之交的同事，便“擅自走入她的房里……拼命要求和她接吻一次”，这却是兽性的表现，是畜生的行为，我们应该群起唾弃。
为女士的前途幸福计，我极端反对她再到上面所说的那个“兽窟”里去，应另行寻觅其他相当的就业机会。我认为此事应毅然决然的如此实行，无所用其迟疑踌躇的。
在现代这个过渡时代中的男女，藩篱已撤去了，但是男女间一种不正当的意识还是仍然存在。我们知道做了现代的女子要想经济独立，要想服务社会，便决不能避免和异性的接触——否则只有深闭家庭才可避免。因此便常遇到“不知趣”的男子的烦扰，深感苦痛。我因要减少家中的负担，而不能继续着我心中所爱读的文学及美术的深造，以至于投向了这条为护士的道路。最近却遇着在医院里认识的一位不知趣的男子，不知道写了无数的信，寄了无数的东西，我始终持着置之不理的态度；最近他的信不从邮局寄来，却亲自送往病室，做出那样鬼鬼祟祟的样子，函中的字句简直不堪入目！我固然坦白自守，但是他这样继续做下去，在旁观者也不知究竟何故，势必致于毁坏我的名誉，我真闷得发慌！我不知道还是持着我固有的精神而服务呢，还是脱离这个社会？真使我进退维谷。
龚宝仙
答：护士是安慰病人与减轻病人痛苦的天使，仁慈忠诚的护士，其有功于社会，实不下于仁慈忠诚的医生，龚女士的事业和志趣都值得我们的敬重。既在社会服务，即不免要和异性接触，诚如女士所言，所以本刊屡次说明在男女社交公开的社会里应积极提倡“绝对尊重对方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习惯；无论为友或求爱，“须以双方出于自愿为第一条件”。倘若以新招牌为幌子而实行其压迫异性的暴虐手段，社会应加以严厉的制裁，舆论应加以严厉的攻击，勿令魑魅魍魉逍遥横行于光天化日之下，而犹敢恬然以合于新潮流云云以自掩其丑。
龚女士因受“不知趣的男子”的“烦扰”而提出一个问题：“还是持着我固有的精神服务呢，还是脱离这个社会？”记者愚见以为倘若女士无意于护士的职业，那是另一问题，倘若是专为那个“不知趣的男子”的“烦扰”而欲弃此职业，则我要奉劝一面仍“始终持着置之不理的态度”，或再表示坚决不愿的态度，嘱他勿再作无益的“烦扰”（假使他仍未知道女士心意的话）；一面尽管持着“固有的精神而服务”；因为任何职业界都难免良莠不齐，只要自己有坚毅的意志，明澈的眼光，勿受诱惑，便可自卫，否则避不胜避。假使表示坚决态度之后，对方仍缠扰不清，尚可根据实际环境，加以相当制裁；如系院外人，可嘱阍人不准他入内；如系院内人，可与主持该院的当局商量警告的办法。至对于“旁观者”方面，只须自己问心无愧，不必畏惧，关于此点，可以参看本刊第六卷第十二期《只要我的方针不错》一文。
五年前，我从邻人的亲戚中认识了一位异性，姓钱的，那时他不过十八岁，肄业于远东中学，我比他小二岁，在中西女塾读书。我们一见之后，彼此觉得意气很合，所以就互相通信起来。后来他因为五卅惨案发生，学校当局宣布罢课，因此他就辍学就商了。可是他出校后没有告诉我他的通讯处，所以大家就不通信了。后来我因为屈服在旧家庭制度之下，遵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与黄姓，因此也不读书了。事隔二年，忽然接到他从汉口的来函，细诉阔别之情，并说为了某种关系，到哈尔滨去了一年半，事前没有通知我，觉得很抱歉。我读了他的来信之后，真像得了宝贝似的，立刻就照了他来信上的通讯处，写回信到汉口，并把我的婚事告诉他。后来他的来信说，倘若对方有可取之处，他也很赞成的。并说：“男女交友不必一定要以终身伴侣做目标的，请不要误会”，所以我俩很纯洁的做了一个文墨之交。
我在去年十二月里嫁了，他不远千里的赶来吃喜酒，并希望我得到一个如意郎君。唉！可是我嫁了之后，别的没有什么，只断送了我同钱君的通信权了。还有人毁谤我有外遇。丈夫呢？也起了怀疑，不许我再和钱君通信。因此形成了我一个疑问：一个女子嫁了之后，是否再可以自由的交男友？同时一个男子写信给一个已嫁的女子，是否对于对方的丈夫会发生名誉上的关系？务请先生明白指教，不胜铭感。
张胡光
答：张女士所提出的“疑问”似可分为两点来答复，第一点是“一个女子嫁了之后，是否再可以自由的交男友？”第二点是“男子写信给一个已嫁的女子，是否对于对方的丈夫会发生名誉上的关系？”
就第一点说，倘若只不过做到“友”的程度，或好朋友的程度，当然可以。但男女间（指已成夫妇的）的“酸素作用”是很强烈的，无论何方，对异性朋友的形迹如果过于亲密，很容易引起另一方的嫉妒或怀疑。所以我们以为对于已结婚的异性朋友，最好和他或她的家庭一块儿做朋友。再说得明白些，我是一个男子，我的女友出嫁之后，我不但和她仍旧来往，同时并和她的丈夫一块儿来往，假使我是一个女子，我的男友娶亲之后，我不但和他仍旧来往，同时并和他的夫人一块儿来往。好朋友当然是要情投意合，不能勉强成功的，但是我们好朋友的“意中人”和我们也许不至十分说不来，就是有些未能尽合，我和他们俩在一块儿交际，仍得和我们心目中所认为要好的一位常获晤叙，至于陪着他或她的那一位（即友之夫或妻）尽管视为一件附属品，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过是避嫌的一种办法，其实倘若只不过做做朋友，不要过分亲密（男女过分亲密，很容易走到恋爱的一条路上，这是不必为讳的），夫有夫的异性朋友，妻有妻的异性朋友，未尝不可。不过夫妇总是在一起的时候多，所以在实际上彼此的朋友往往总易于互相认识的。倘若不愿彼此认识，却在暗中偷偷摸摸的不公开的进行，大概总不免另有什么别的目的。
就第二点说，倘若所写的信不过是朋友的通常问候，或讨论学术研究社会问题等等可以公开的信，当然对于对方的丈夫绝对不至发生什么“名誉上的关系”；如系言情之作，那又当别论了。所以这种信件，夫妇间最好公开相示，勿以秘密而引起酸素作用。
以上是仅就张女士所提出的疑问作普通的讨论。就张女士本身的情形说，似乎只有通讯的问题，尚无交际上来往的问题。张女士的“他”已“不许”女士“同钱君通讯”，可见“他”酸性作用的程度已不浅，或者他的脑子还是很旧的一类。倘若张女士要保存她的“他”，倘若要希望夫妇间勿因一友之通讯而发生裂痕，似乎只有两途可供采择：（一）如能获得“他”的谅解，以后仍得和钱君作公开的通讯（就是来往的信都给“他”看，表示彼此只是朋友，没有别的关系）。（二）如得不到“他”的谅解，而女士又要保存“他”，只得自愿“断送了同钱君的通信权”。
我是一个很清高的女子，我的家庭是世宦之家，我的母亲也是知书达礼的一位贤母，我从小就受了很完备的家庭教育和小学教育，后来小学毕业，就进了一个教会办的女子中学，读了四年，又毕业了，随后考进北方的一个国立大学，肄业一年半，受了罢课的影响，我就中止求学，束装来上海，谋我个人独立生活，经一位老同学何女士的介绍，进了一个德商老洋行，充洋账房薄记员之职。
去年冬间，行中缺人工作，于是以一行中仆役之子（即西崽）充任写字，而该项工作又须经我指导者，起先两月，尚能称职做，随后三朋四友，时相过从，所交非人，行为荒唐，乃必然之事，今年春间，忽书一纸条，向我通融款项，照普通俗例，朋友有通财之义，无奈此人既不务正，赌场游戏场日常走往，向人挪借，时有所闻，每月薪金不过二三十元，岂足供其挥霍？且此等人既未受相当教育，其行为卑鄙，于平日一举一动，早已显露无遗，我焉能助彼，以济其恶，故当时即行回绝。不料彼借此为题，今日一纸条，明日一纸条，继则一日两三张纸条，偷藏于我之办公桌上，因同室工作，实防不胜防，后又更进一步，追随于离办公室后，喋喋不休，我以该人形同匪类，实不敢与较，更无心听其作何语，致使我不敢离本部一步，如有事须同别部西人接洽者，亦只好请其他职员代做，藉可免受此种恫吓，同事多人，因畏招怨，亦不过稍加劝阻。我以家庭不在此间，不得已，自己向彼警告，彼均置若罔闻，且日胜一日，追逐于马路之间，我走彼亦走，我坐人力车，彼亦随上人力车，我受此苦况，使我心中不胜郁郁，不得已报告本部西人（即所谓大写），彼即加以申斥，命彼以后不可再如此无理取闹，不料事过未久，彼之故态又萌，仍然缠绕不休，我乃再报告大写，请彼想一妥善办法，使我得以安心工作，并不须将彼停职，因我知彼家境困难，不欲过事追求，而西人大写亦无法可想，乃商之于买办及洋经理，将此人叫去，当面训诫，勉其改过，否则必斥退，无奈此种人根基浅薄，无赖成性，不知羞耻为何事，稍稍申斥，恬不为怪，仍旧我行我素，经第三次之警告，行中始将其停职。如果稍有觉悟者，必能痛改前非，以此次事自儆，然彼并不以失职为虑，仍朝夕守候于洋行左右，或追随我于马路之间，使我几无宁日可以归家。洋行将其解职，则对我保护之责已尽，欲报告捕房或起诉，势必均须我亲往呈述，将来将彼拘捕，又须对质法庭，我又不愿露脸于公堂之上，反为彼张目，故终日默受，然日复一日，我又将如之何？彼不独守候于洋行左右，且徘徊于我居处之门前，使我如惊弓之鸟，一时一刻，亦须左右顾盼，免被此人追随，处境之苦，莫可言宣！洋行西人均束手无策，华人同事对此背理横行之事，明知我立于绝对有理地位，彼辈亦不愿如何表示，或助我一臂之力。
呜呼！女子职业，在社会之苦为何如乎？况今女子职业正在萌芽时代，除医生护士及学校教员外，银行洋行职务亦属高尚者，而银行洋行又为男女共同任事之所，学问道德高尚者固多，不良之徒混迹其中者亦不乏人，殊可寒心。
以我个人之遭遇，苟不是我自己胸有成竹，立志稳定，早不知走到若何地步，然今日犹遇此种恶魔，致使我无法对付。先生阅历学识均极丰富，亦能助我解决此种困难否？
哲 西
答：我以为女士所述的那个西崽儿子之缠绕不休，与其谓为男女同事后的纠纷，不如谓为不幸碰到了一个流氓。这个流氓固然是因为男女同事才有认识女士的机会，但是这种没有人格的无赖之徒，好像疯狗咬人，对于任何人——尤其是胆子比较小的女子——都可以施用他的无赖手段，固不必限于曾经同事过的人。他对于女士绝说不上朋友，所以女士对他绝不是应该用对待朋友的办法，是要用对付流氓的办法，在这种地方，如果一个国家的警察办得好，便应该由警察随时随地出来拘拿流氓以保护良民，现在女士所处的地方是上海租界，租界里的巡捕诚然办得不见得好，但女士仍可备一随身警笛，再遇有这个流氓胆敢吵挠勒索，尽可吹笛鸣捕拘拿，这是求法律保障的正当途径，在女士方面即“露脸”亦毫无不名誉或有何侮辱之处。此固为最后一着，除此以外，应取之方法须视女士实际情形而定，姑悬拟数点以供参考：（一）女士家虽不在上海，但在上海如有可恃之亲戚或朋友者，最好早上赴办公处下午回家均请一人——最好为男子，中年以上而具有膂力者尤佳——陪伴，使此流氓有所畏忌，久后知无可逞，必可断绝；（二）如遇有其他相类或较佳的职业机会，或可考虑他迁，同时将寓所更换，使此流氓不知所在，惟职业机会不易，改业一层也许少可能性；（三）平时力避走到偏僻人少的地方，免受流氓窘迫而一时无援，此层想较易做到，在热闹之区，巡捕或警察林立的地方，可免危险。以上所悬拟的三点，可并行不背，如能设法同时实行第一及第三法，则第二法不行亦可。
无论男女，交友须慎，固不限于女子，故女士对于交友的审慎态度，我们很表同情。至于女子就业，对于所服务的机关，当然亦须慎选。关于男女社交问题，我们以为有几个基本的条件，当另为文论之。
我在去年由友人的介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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