挽颓风，人心幸甚，社会幸甚。惟鄙人不敢自信，恐自己亦在贵刊所谓传统的旧观念笼罩分子之内，倘贵刊另有妙论，以祛鄙人之惑，不吝见教，尤所企盼。
林鉴秋
答：林君的热心赐教和他的虚怀若谷的诚恳态度，我们先要对他表示很恳切的感谢的意思。现在敬就愚见所及，答复如左：
（一）林君认“朋友妻不可嬉”为“善良风俗”，我也认为是对的。岂但对于“朋友妻”不该“嬉”，无论对于什么人的“妻”倘若贸贸然“嬉”起来，都是犯法的，因为《中华民国刑法》第十六章第二百五十六条明明载着：“有夫之妇与人通奸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奸者亦同。”但是我们要注意此处的“妻”字，倘若有的女子已经和她的“夫”正式脱离了夫妻关系（即正式离婚），或是她的“夫”已经翘了辫子，那末你若和她发生恋爱，只须双方同意，正式结婚，就是从前是曾经做过你的“朋友妻”，现在不是了，你和她尽管大“嬉”而特“嬉”，可以用不着享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林君所说“就是老子看中了儿媳，或是儿子看中了庶母，都可用同一手段，如法炮制，达其目的”，若仅就法律一点而论（听者请慢摇头，关于道德方面，后文详及），只要正式依法脱离了原有的关系，法律并无明文禁止的，因为既经依法脱离关系，在法律上你再认她做庶母吗？别人再认她做某人的庶母吗？不！否则关系便无所谓脱离。（关于儿媳亦然。）既然“不”，便和寻常没有关系的人一样。
（二）仅就法律研究，虽有如此之结论，而社会上这种事情究竟绝少见闻者，则以法律的制裁之外，在外还有社会的制裁，在内还有良心的制裁，这一“内”一“外”的出发点都不外乎所谓道德问题。例如林君所提起的“老子……儿媳”或“儿子……庶母”，就是“如法炮制，达其目的”，在外面则为社会人士所不齿，在内面则因父母儿媳为亲属里面的最直接的“一亲等”的关系，在良心上也觉得说不过去。但是我们要知道道德的标准往往因时因地而异。例如在西藏的人民，可以几个弟兄共有一个妻子的，在他们行所无事，社会不反对，个人良心上也无所谓“觉得说不过去”，而在别处却不是“在人前说得响”的“光明磊落”的行为了。即就林君所提起的“朋友妻不可嬉”而言，正式离婚后的“朋友妻”，或是寡妇，在中外法律上都不禁止她嫁给她前夫的朋友；但在外国娶朋友寡妇的不算什么一回事，社会不反对，个人良心上也无所谓“觉得说不过去”，而在中国则又不是“在人前说得响”的“光明磊落”的行为了。所以我说道德的标准是往往因时因地而异的，我们还该时时用理性来平心静气研究它的内容，重估它的价值。至林君所谓“总要在人前说得响”固然不错，但是还要看我们是在那一种“人”面前说，你若在辜鸿铭先生面前说我们脑后那一根拖着的辫子是应该剪掉，那绝对是说不响的！
（三）上段说了一大拖，不过和林君讨论“道德标准”和“光明磊落”两点的意思，现在要斩钉截铁的谈到承蒙林君叫我们“不厌求详的再为讨论一番”的“叔嫂篇之答案”。在未“再为讨论”之前，我有一句话要声明的，就是我们绝对不是提倡什么叔嫂缔婚，更不是提倡叔嫂轧姘头，不过就特殊的事实，加以公平的分析研究而已。同一叔嫂，但各人有各人的特殊的情形，不能一概而论。现在专就杜君的“叔嫂”问题言。据说那位阿嫂的丈夫是“有生育不全及不顾赡养的几个缺点”，我们告诉杜君的一段话，是假定他所谓“生育不全”是指“生理上没有做丈夫的资格”为出发点而说出来的，有了这种缺憾的丈夫，便应该有自知之明而让他的妻子离异，不应该牺牲别人的一生，所以我研究这个问题时，对于这个“生育不全”的丈夫，确未曾顾到他的一方面的利益。因为他既没有做丈夫的资格，我们也无法顾全他做丈夫的权利。既把这位“生育不全”的仁兄撇开不论，所剩下来的便只有两个人，就是杜君自己和那位“时时显露精神上之悲观”的阿嫂。就这两个人而论，林君的主张也很明白，就是：“某君之兄如果没有做丈夫的资格，其嫂不妨堂堂正正的要求离婚，另择配偶，夫弟之外，岂乏良人？”我们要知道在林君认为“堂堂正正”，在一般家族却认此事为不名誉，情愿牺牲女子的一生，忍心看她过“悲哀”的生活。否则她的家族应早为提出要求，不必等到她自己去想“淫奔”了。又在林君认为“另择配偶，夫弟之外，岂乏良人？”而在一般社会，实际上肯娶离婚后之女子者究有几人？故愚意在此种特殊情形之下，那位阿嫂除非杜君能设法拯救她，她只有一生忍耐过她的“悲哀”的生活，于是乎我才想到取消原有名分后之正式结婚的办法。这种办法当然是不幸中的成全，和林君所提起的“老子……儿媳”或“儿子……庶母”，一则尚属平辈，一则尚多一长幼辈分关系，似乎也不能完全相提并论。依此不幸中的成全办法，原有关系既已取消之后，我心目中只认他们两人中一是受习俗所束缚而莫由自拯的可怜女子，一是不顾习俗而拯救他的爱人的男子，不再认他们是叔嫂了。不过在杜君的为传统观念所笼罩的家族亲友，恐怕难免反感，所以我说此事就是离婚目的能达到，还要看杜君的胆量和能力。
我们是堂兄妹（同曾祖的），从小就在一起念书，我们经过了十多年的一起，爱苗慢慢的长起来，这是不可免的事实。我是受过了二年的大学教育，而尚在继续求学的人，她也在中学毕业过的，并且经了这样长时间的恋爱，所以尚可以自信到我们的恋爱尚不至是“一时情感的冲动”。我觉得日本或西洋的结婚是一桩很平常的事。生理方面不见得有十分的关系，血统上纵使复杂一点，但是“同曾祖的兄妹”和“中表的兄妹”比较起来总可算疏远点。假使“中表兄妹”可以结婚而“同曾祖的兄妹”当然更可以结婚的，这是我们根据的第一个理由而认为我们是可以结婚的，请先生指教，以为妥否？
杨仁钢
答：依我国法律，同姓不同宗的还可以结婚，同姓而又同宗的便不许结婚。杨君的“我们”既是“堂兄妹（同曾祖的）”，其为同宗无疑，则结婚是无疑的违法。既属违法的事情，无论杨君提出任何理由，除非我国法律关于这一点有所更改，在事实上是法律所不许的。至于杨君所提出的“换汤不换药”的办法，在法律上也是行不通的。这样看来，我们以为杨君的唯一途径，只有忍痛“割爱”。
杨君说“我觉得日本或西洋的结婚是一桩很平常的事”，但据我们所知，同曾祖的堂兄妹结婚，也是各国法律所不许，并非中国独异。所以这件事似不能专咎中国的“社会”和“大家族”。中国的“社会”和“大家族”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是和这件事是不相干的。
我有件很痛苦的事情。我的内人是用旧式婚制娶来的，是一个极愚的人。孔子说“惟上智与下愚不移”，她简直可说是下愚了，所以她对于日常各事，件件不能料理，只有固定的极简单的事，如扫地抹桌等等还能敷衍过去，倘使要费点脑筋的，就不能担任了，甚至若有人笑骂她，亦辨不出什么滋味的，也不会想法报复的。她终朝像木鸡一样，没有商量的余地，那可以图终身合作？起初当她有神经病，曾百般疗治，终是无效，今年二十九岁了，依然这个样子。
这种天生的愚质，实在等于有废疾的，所以我亦可怜她，明知她离婚后决不能自立，所以绝对不忍提出这二个字，免伤道德。但是我所感到的精神上的痛苦，真是一言难尽！
纳妾是违法的，并且知识阶级的人那个愿意居于妾媵？
不过我要请问先生，两头大的办法在现代社会情形下是可能的吗？和法律有无关碍？我要解除自己的痛苦，究竟还是怎样办法好？
刘承恩
答：刘君宅心的忠厚和处境的困难，都很引起我们的敬意和同情。“两头大”的办法在法律上是毫无根据的。依法律，重婚之罪只有自己的原妻可以出头控告，如原妻不愿控告，在事实上或可不生困难，但新娶的夫人在法律上的名义却要因此动摇，即在法律上不能承认为正式的夫人，若以后发生法律问题时便不免吃亏。所以刘君如有意另娶正式夫人，比较妥当的方法，是先与原妻的娘家商妥，由刘君担任原妻的生活费，或竟仍由刘君另为辟屋护养，不过要由娘家出一笔据，声明已算离婚。如此在法律上才算手续完备，以后可免发生纠葛，而刘君顾到“下愚”“内人”的心愿也仍可实践。原妻娶来时就有残废或痴呆的毛病，在法律上原可提出离婚，惟为保存感情及避免原妻苦痛起见，倘用上面所建议的和平办法，和坤宅婉商，似乎不难得到对方的谅解。
兹有一难题亟待解决，因仰先生高明，特以请教。鄙人受雇某店，迄今六载，极得东翁重用，但翁染嗜好，常不出店，凡有要务，必就其寓而商，因与其第五妾相识焉。妾本良家女，以贫被嫔为妾，虽因年少貌美，最得主人宠爱，但尝延师读书，颇明事理，且有志气，深恨嫁伴衰翁，郁郁不乐，间尝对鄙人泄言及此，辄洒珠泪；近且属意鄙人，曾一再表示，如肯容纳，甚愿孑身相从，俾离苦海。鄙人心怜其遇，极表同情，且因未娶，拟允其请，若将来牺牲一切，亦所甘心。但有两问题未能十分明瞭，不得不审慎思虑而后行：（一）法律问题，即使我等如愿逃脱，在国内现行法律中未知是否有罪，倘或主人行文相捕，未知可否根据相恋理由反驳；（二）道德观念，此事本乎拯救弱女一念，行其心之所安，原不能与诱拐同论，但想逃后在一般社会必有责鄙人为绝对忘恩负义者。且若主人因此愤恨而死，未知鄙人应否负道德上之责任？
郭 中
答：这件事郭君提出“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可谓扼要，关于此事的“法律问题”方面，上海本年一月间发生过一件事情，可供参考，大概情形如左：
北四川路欧嘉路口开设兴隆汽车行之卞鸿声，年近四十，其妾卞朱氏则年只念一岁。卞有学徒沈森林，年念三岁，与之发生暧昧，由汽车夫潘欧仪、孙连三往告卞。惟卞之车每晚做跑狗场生意，故须在午夜一二时归家，遂带沈森林同往，而前晚（一月十五日）沈森林未去，至半夜一时许，卞归家入房，则沈森林已在内，卞即偕潘欧仪、孙连三捉奸，扭控五区三所。昨日（一月十六日）解送地方法院，当奉黎检察官开庭预审，卞鸿声称乃妾与学徒通奸，现有潘欧仪等为证。检察官云：“现行法采一夫一妻制，如果是妾，则丈夫没有告诉权。”卞朱氏即声称“原有本夫，在宝山路开煤炭号，因与卞鸿声于未嫁时即姘识，故后来请律师登报与本夫脱离夫妇关系而从卞，昨晚并不与学徒通奸，因一人寂寞，唤学徒来谈谈。”沈森林亦否认通奸，当据潘欧仪、孙连三等证称“我们去捉奸，他们袜尚没有穿好！”问官当问原告“该妾是否系勾诱而来？”卞答“是”。检察官遂大加申斥，以自己诱奸有夫之妇而作妾，虽被告等无耻，然原告自己本人亦非安分，法律不为不正当结合之人保障，一场趣案，就此告终。
这个案子里的情形，和郭君的事实固然不是完全相同，例如那位“第五妾”非由“勾诱”而来的“有夫之妇”，郭君也并不像这位“沈森林”之实行了“发生暧昧”，但有一点很明瞭的，就是丈夫对妾无告诉权。这一点似可供郭君的参考。不过我们不赞成“逃脱”，那位“良家女”如年在二十足岁以上，依法婚姻有自主权，倘若她果有嫁给郭君做正式夫妇的决心，应该具有勇气光明磊落的和那位“东翁”设法脱离关系，然后光明磊落的和郭君举行正式婚礼。那位“良家女”既不愿做妾，而郭君又“未娶”，如男女两方诚有彻底的了解与信任，出于两方本人自愿而正式结婚，这是光明正大的事情，男女两方均应理直气壮，以光明磊落的态度和百折不回的勇气做去，即社会里面的腐化分子不免发生反感，只须自问合理便是，依法依理，都不怕没有话说，若鬼鬼祟祟的“逃脱”，自居于“贼伯伯”的行径，倘若“东翁”硬说你们俩偷了多少东西卷逃，出赏捕拿，反而引起社会的怀疑。事情不正当就不该做，如认为正当该做的事，便不应这样鬼鬼祟祟。
其次要谈到郭君所提起的“道德问题”。如果那个“第五妾”原来和那位“东翁”很要好，而郭君用“勾诱”手段分拆他们的结合，则郭君对于他，照常情说，诚不免内疚。倘若是那位“第五妾”自己感觉精神上的痛苦而求援于郭君，郭君自信能负得起卫护她一生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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