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大家都知道外国人是要我们的钱，等到我们的钱都用掉了，这叫做经济亡国。现在日本人来了，不但用经济方法来亡我们的国，而且拿枪炮来亡我们的国。三天可以夺我们的东三省，那末一星期可以取我们的沿海口岸，一个月可以亡我们的全国，这不是一句空言，事实上已开端了。那末我们四万万有理智的民族，难道就束手就缚，忍气等死不成？所以我们要合全国的力量来对付这要亡我国灭我族的日本，要合全国的人来救垂危的中国。那末究竟有什么方法呢？据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要坚决的一方面实行毁衣，毁食，毁住，毁行的消极政策；一方面要施行造产，造物，造材，造兵的积极政策。
何谓毁衣，毁食，毁住，毁行呢？
（一）毁衣 从今日起，全国人必须要穿国产布衣，政府中人应即提倡外，学校应由校长起实行，工厂商店应由经理起实行，家庭中应由家长起实行，那末外国的穷奢极华的丝毛麻织品销与何人？每年的漏卮可省数万万圆。
（二）毁食 从今日起提倡一菜制，无论机关家庭学校商店均须实行。虚耗金钱之盛大宴会一概停止，必欲举行者，必须要十分简单。试问日本的鱼翅，金山的果橘，以及外来的糖果饼干，销与何人？每年可省数千万圆。
何谓造产，造物，造材，造兵呢？
造产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农国，但是他的米是暹罗来的，棉花小麦是美国来的（没有暹罗的米，国人要饿；没有美国的棉花与麦，工厂就无事可做），煤是日本来的，糖是南洋来的。外国的原料本来是救一时之急的，补不足的，试问我们有多少金钱年年来购这大批的外国原料？所以我们要尽力生产。只要政府提倡，恐怕上海一埠，千数百人的农矿专门人材必肯分头向各省区发展他们的才能来造产。
尤怀皋
按：这封信里所建议的“毁”字诀和“造”字诀，可谓深中我国的时弊。关于“毁”字方面的工夫，其具体办法也许还有商量之处，而我们尤其要注意的是对于其中所含原则之重要。中国是个穷国，这是大家所听得不要听了，但是同时中国是个最浪费的国，这一点似乎还缺乏深刻的觉悟和痛悔。生产尽管落后，而享用却极力讲究，全是败家子的风气！此中当然还有分别：一般平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在实际上已经苦得不堪，无“毁”之可言，而上中阶级则纵奢极欲，大官显贵提倡于上，一般官吏风从于下，乃至国脉所倚靠之青年学子，亦有大部分奢侈浪漫，一到中学，别的未学，先学穿漂亮的来路货西装，玩跳舞场，一切力求形式上的“摩登”化，勤奋俭朴刻苦的精神殆视为不识时务的勾当，而不知新兴的民族如德意志，如苏联，其全国上下之勤奋俭朴刻苦的精神适与我们成一对照！此种风气倘不根本打倒，则如痨病鬼之更放纵于声色，其危孰甚？
关于“造”字方面的工夫，非先使政治上有办法，使政治能上轨道，简直无从说起。即如有许多人“赶到上海来”，也是因为内地恶劣情形“赶”出来的，这信里所提出的几个“造”字，却非以先解决政治问题为前提不可。
（李秋水的来信略）
答：李君这封信之激昂悲愤，看到的人而不为之感动者必是没有了心肝的人。处今日之中国，内忧外患，交迫而来，除极少数搜括民脂民膏的享福阶级外，若再不知感觉激昂悲愤者，必是麻木不仁的活死人。但是我们虽对李君表示十二分的同情，而对于李君的消极态度则未敢苟同。我们以为环境尽管恶劣，我们仍须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态度向前进攻，所谓扎硬寨，打死战。我们要想坚持这种态度，不为薄弱的意志所动摇，须有相当的信仰，然后才能于狂风骇浪中不失舵，于千苦万难中不灰心。就我个人愚见所及，以为有两种信仰特别的重要：第一种所当深信不疑的，是“忧民忧国”的事情不是短时期中所能一蹴而几的，我们所见愈远愈大，则忍耐坚毅的精神亦须与之俱远俱大。关于这一层，我觉得朱经农先生在《长风》半月刊创刊号中（现该刊已停办）发表过一封信，里面有一段很值得介绍：“社会问题是多方面的，社会病态是很复杂的。要谋社会的改革，不是一人一手所能成功，更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美国十三州虽在一七七六年已经脱离英国而独立，但是他们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直等到一八六五年南北战争终了以后，才渐渐得到完满的解决。法国大革命虽然在一七八九年已经开始，但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基础，一直到一八七一年普法战争以后，才算立定了。其间都经过八九十年的历史，政治的革命易，社会的革命难。政治的革命尚须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成功；社会的改造自然非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切的努力不可。”不过这种历史给我们的教训决不可作为我们因循苟且的藉口，却应该用来增强我们的忍耐坚毅的精神。
第二种信仰是：用出世的精神来干入世的事业，没有干不好的；再说得直截了当些，用不怕死的精神来干自己对群众所能干的事业，没有干不好的，因为死都不怕，便很容易做得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性格；便很容易不怕吃苦，不怕困难，不怕阻碍，不怕失败，奋勇正直往前而不知什么叫做自私自利，什么叫做烦闷无聊。李君说“我自己却要刺一个假革命的军阀或一个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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