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的责任，不是因她目前“年少貌美”而取悦一时，那末“本乎拯救弱女一念，行其心之所安”，固不能与“诱拐同论”，在记者认为非但无损于道德，而且含有义勇。
“东翁”对“第五妾”既最为宠爱，一旦听说她要脱离关系，“愤恨”必不能免，不过他既娶了五个妾，专一真切的情爱大概是他所不知道的，不过气一顿罢了，“死”大概是不会有的。郭君如果真是出于“拯救弱女”的动机，“东翁”不自量而“死”，亦顾不得许多。婚姻应绝对出于两方自愿，如果那位“良家女”不愿从他，他便不应该强迫她，强迫便是他的错，他不自反省自己的错而气死，那只得说是该死！
不过最后有一点我却要请郭君注意的，就是郭君在决定实行之前，请先自问有无实行此事的能力与勇气。我在上面所说的话是平心静气，用超越传统观念的公正眼光看去的。在不免受传统观念的拘束而胸中先具有偏见的人听了也许不免摇头，而且我颇信社会中有此反感的人们也许不少。换句话说，郭君如实行此事，也许要引起“一般社会”——至少是郭君所接近的社会——的反感。最先爆发的当然是“东翁”要请他卷铺盖，使他陷于失业的困境。这种困境，郭君自己有无能力应付？在现今社会组织之下，欲享到愉快的家庭生活，不得不有相当的经济自立能力，这是事实，无庸讳言的。郭君即得和“良家女”“有情人得成眷属”，但拖她同受失业之苦，也不是办法。这一层郭君来信并无供给我们研究的材料，特提出促郭君的注意。所谓“能力”是指物质方面而言，所谓“勇气”是指精神方面而言。这种事情大概必不免受“一般社会”的反感，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所以就是物质方面已无问题，没有勇气的人也不敢反抗“一般社会”的逆流。
我们自己是合理的事情，原不畏反抗“一般社会”的逆流，但要反抗，必须具有相当的能力与勇气，然后才有胜利的希望。郭君此事能否获得胜利，我以为也须看他自己有无实行此事的能力与勇气。权利与义务常须并行，要享到相当的权利，必须负得起相当的义务。
在下因鉴于敝校最近发生的一桩情海风波，而引起两点感想，望先生有以教我。事实是这样的：敝校大学部学生君与女士有四五年恋爱的历史了，不幸得很，现在他俩因订婚发生问题而决裂了。结果君主张由法律来解决；但女士说他和她有过肉体关系，这是道德问题，因此到学校当局去申诉，谓君道德破产，要求学校惩诫君。现在事实的结果怎样，双方的曲直如何，都不要去管他，但因这桩事却引起两点值得讨论的问题：（一）恋爱是灵肉一致的吗？假使是的，那么双方在没有订婚的恋爱时期，便发生了肉体关系，于道德方面有关么？（二）恋爱的归宿便一定是结婚么？如果在恋爱时期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一方面不愿意结婚的话，那么他（或她）要负相当的责任么？
凤 南
答：法律上认二十足岁为成年，《新民法》《亲属编》第九百七十四条，规定“未成年人订定婚约，应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中华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七条规定“和诱或略诱未满二十岁之男女，脱离享有亲权之人监护人或保佐人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律对于未成年男女特加如此审慎之规定者，以年幼识浅，智虑未周，易于上当，若二十足岁以上的独身男女发生性的关系，刑法上不以为罪（此外当然还有社会的制裁），故关于这一层，年龄很有关系。民法上对于婚约及结婚后的夫妻关系，都有相当的保障，关于这一层，是否经过正式订约或正式结婚，也很有关系。现在凤南君所提起的女士既未经正式订婚，婚姻方面已得不到法律的保障；至于“有过肉体关系”，倘已过二十足岁，则应具自主能力，如自愿上当，很难伸冤。
以上系就法律而言，兹再就凤南君所提出的“道德问题”方面研究。在此新旧递嬗最激烈的过渡时代，所谓道德观念，固难尽同，有的人还视“抱主拜堂”为“可风末世”；有的人甚至主张自由性交或杂交为不背道德。但愚意以为无论新旧，至少有两个前提应该注意：第一，不要害人；第二，不要用欺诈或强迫手段以达自私自利的目的。我想既称为“道德”，无论新旧，总不该害人，也不该欺诈强迫。我们既明白了这两个前提，请以此为根据，进而讨论凤南君所提出的两点：
关于第一点，我们以为所谓“恋爱是灵肉一致的”，并不是教人一有所爱即非实行“肉体关系”不可。将来的世界如何，婚姻制度在将来的情形如何，姑不置论，但在目前的社会组织之下，为维持社会安宁及个人（尤其是女的方面）福利保障计，以恋爱为基础的自由婚姻，在“没有订婚的恋爱时期”，应只有精神的爱，须俟经过结婚程序以后，始实行“灵肉一致”；因为就现实的一般情形说，必如此而后不致于害人（尤其是对女子方面）。仅关于一己福利的事尽管唱高调，有关他人终身幸福的事，唱着高调害人便是自私自利的卑鄙行为。
“那么双方在没有订婚的恋爱时期，便发生了肉体关系，于道德方面有关么？”再就特殊事实问得明确些，此信中所称的君应负道德的责任吗？我以为这个问题应依开首所提出的两个原则而定：第一，女士因与君“发生了肉体关系”，而结果君不愿订婚结婚，对于她的终身幸福有无不良的影响？倘若没有，那她是现今社会中具有特殊能力的女子，不至因此而受苦；倘若有，她便是被害的牺牲者。第二，害她的是谁？这要看此事是出于君的欺诈呢，还是出于她的自愿？倘若君最初即声明我主张一有爱即可自由性交的，订婚与否说不定，愿则来，不愿则去；有了这样赤裸裸的表示，如女士自愿上钩，那末君固然害了她（假定对她终身幸福有不良的影响），她自己也参加着害她自己，道德上的责任是彼此共负的。倘君最初并无如此明白的表示，反以婚姻为饵，而女士心里亦以结婚为归宿，不过以为提前实行“肉体关系”罢了，有了关系，一旦君以唱高调自掩其丑，则道德上的责任——害人的责任——应由君完全负之。
我们既明白了凤南君所提出的第一点，关于他所提出的第二点的讨论，比较的可以简单些，因为所根据的两个原则是相同的。恋爱不一定以结婚为归宿，这句话在相当限度之内，我们当然可以承认。所谓“相当限度”，是说为免致害人起见，在未决意要以结婚为归宿的时候，勿即发生“肉体关系”。“如果在恋爱时期发生了肉体关系，后来一方面不愿结婚的话”，谁要负相当的责任？我以为这个问题也应依开首所提出的两个原则而定：第一，此事对女士的终身幸福有无不良的影响，即她是否因此成为被害的牺牲者？第二，君如自始即有“恋爱不一定以结婚为归宿”的主张，他曾否对女士明白表示过，征求她的同意而出于自愿，抑或初则阴阳怪气，等她上了当，才厚着面皮唱着高调以自饰其自私自利的罪恶？
鄙人年十五，现在初中肄业，吾的姊姊较我长九岁，现已廿四岁了。她在中学毕业后，那时适值国民革命军底定东南，她和一个同学投入某军政治部工作。在那时有一个男同志极力地向她献媚，并做出种种诚实可靠的样子，向我姊姊求婚。那时我的姊姊很觉怀疑，因为他已卅岁了。他是广东梅县人，萍水相逢，不知他的底细。但是他坚说从小因家贫投军，尚未娶妻，现在有相当积蓄，并感无家室之寂寞，所以坚欲娶我的姊姊，并说若不相从，即须自杀。我的姊姊经彼一时迷惑而允许了。那时（十七年一月）他得某人奥援，任××公安局长，同时我的姊姊与他就在履任前正式结婚。
我们的家庭虽非富有，但堪温饱。父母只有我们姊弟二人，很是宠爱。我姊姊的婚姻，父母本很反对的，后来父母觉得潮流所趋，婚姻自主，也就不加干涉了。谁料婚后我的姊姊发觉他曾婚过，并且有两个儿子（七岁六岁），不过因欲娶我的姊姊时，用金钱与权势把发妻休掉了。并且他的年纪瞒过六年，他当年已三十六岁了。这件事给姊姊以极重大的打击。因为他用欺骗手段，若是发作，恐伤二老的心，又恐被亲戚同学们耻笑，故只得忍气吞声，做人家二婚妻。姊姊因同我感情好，所以原原本本告诉我的。
他们自从前年婚后，至今已有两个孩子。他呢，起先做四个月的公安局长，后被撤职任某处科长六个月，又因上峰调动连带去职，屈指赋闲已一年余，所幸他尚有积蓄，生活不至告绝。我的姊姊自发觉彼之欺骗行为后，自思木已成舟，无可如何，有一天过一天，生活尚无虑。不过想到将来，真是茫茫前途，因为他在政界活动，工作极不安定，东西南北，我的姊姊亦当随他而去，舟车劳顿，内地起居极不安适，并且他一年余至今尚未找到工作，万一长此以往，昔日积蓄告绝，生活岂非要起恐慌？此外他本孑然一身，在本乡已无戚属，迨不可维持时，他竟一去不返，我的姊姊将失所依，若欲求法律的解决办法，纵亦不可得。主笔先生！试思我年尚小，不能自立帮助姊姊。父亲所入亦不过勉强维持家庭，并无许多积蓄，所以我与姊姊只得有时相抱痛哭。
不过有一事告述者，即姊姊在读书时，曾由同学介绍识一大学生，他曾向我的姊姊申述爱慕之意，当时姊姊因他家贫，且尚无生产能力，故并未接受他的爱情，不过一个朋友罢了。但是今他已从大学卒业，在某著名机关任事，所入很可以维持家庭，现在尚未定亲，他对于我姊姊嫁一异乡政治工作人员颇为可惜，并且看到我姊姊近来的憔悴，知道她满腔的不如意。
主笔先生，现在我恳求你，求你拨冗代我解决下列几个问题，我与我的姊姊当永远感谢你。
（一）女子嫁丈夫，原求精神上的安慰，并一生生活之可靠。今我姊姊既被骗成婚，他惟求肉欲之满足，毫无爱情可言，故精神已死。只求其次，即此后衣食住无虑就算了，但事实上此后的生活恐亦将变化。此事是否过虑？抑为来日不可免之情形？
（二）我姊姊若欲与他离婚，则尚有两个小孩，并且他目下一定不愿的，那么又将如何？
（三）姊姊昔日的男友，此时是否再有和他结合的可能性？此男友是否再愿娶已嫁过的女友？
此信如蒙在信箱答复，真姓名地址请勿刊出。
施勉祥
答：我读了这封恳切真挚的信，对于施君姊姊的遭际固不胜其惋惜，对于天性笃厚多情多义的施君尤有极深的感动。我读至“试思我年尚小，不能自立帮助姊姊”，宛如亲见施君天真的态度，宛如亲闻施君悲恻的声音。我读至“我与姊姊只得有时相抱痛哭”，几乎淌下泪来，手足至诚之爱感人之深一至于此！我真觉得这是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最纯洁的一点精诚，故持笔答复此信时，先要对施君致极诚恳的敬意与同情。
其次我们要商量的便是施君姊姊的困难问题。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情形之下，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拘束之下，在中国目前的一般女子未能有充分自立能力的情形之下，对于有关终身大事的婚姻，全靠事前的审慎周密，若既已结婚之后不幸发生问题，欲得称心满意的解决办法，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倘若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施君姊姊的婚事既到了这个田地，我认为要得到一种称心满意的解决办法，实在不易想得出。而且“这一类难题之解决方法，须视当局者——在女的一方面——个人的能力性情学识志趣等等而殊异”。（参看本刊第四十六期信箱《恩爱中的波浪》一文。）现姑就施君所告诉我们的事实内容，依他所提出的三个问题，试加一番分析的研究。
他所提出的第一问题，前一半可说是关于施女士对于婚事的不满；后一半可以说是施女士对于生活前途的忧虑。关于前一半，愚意骗婚固属缺憾，但就女士的地位与能力言，他既与前妻离婚，对女士未有遗弃的事实，只须他能善待女士，心中所悬标准不必过高，过高徒增精神上的愈益痛苦。关于后一半，将来家庭生计之是否能继续维持，要看对方男子得业机会的结果如何，此时殊难作肯定的断语，此事既在未来，目前徒愁无益，施女士倘能在事前间接助他得业，固未尝不可有所进行，否则只得处之泰然，不必徒作无益的愁虑。
施君所提出的第二问题是关于离婚的问题。对方骗婚原有应得的罪名，但隔了许久才起诉，有默认之嫌，在法律上是否能得胜利，殊无把握，此外女子如欲离婚，依法须有相当的充分理由，如有虐待的事实证据，重大侮辱，遗弃，或三年远出毫无音信等等，否则任意离婚为法律所不许。（结婚
【打 印】 【来源：读书之家-dushuzhiji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