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克莱尔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强，所以根本不用闹钟，特别是周一的早晨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周工作挑战的时候。我们五点钟就已起床，五点三十分吃点麦片粥，然后就各奔东西了，甚至比赛似的看谁先离开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缘故，我一夜没有做梦，没有梦到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在我开车上班的路上，我决心从此以后要让自己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仍要参加葬礼，不时地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并且保持同莫迪凯的友谊，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也偶尔会到多利小姐那儿帮忙，去为无家可归的人做饭。我会捐一些钱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钱肯定比那些穷律师出得更多。
我来到办公室时，天色尚未亮，我决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时，一连工作几天，这样可以调整我自己。我近来的所为已和我的事业脱了轨，这样疯狂地工作一阵子会把事情正过来。只有傻瓜才会离开我现在的轨道而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
我乘电梯时特意不再进那位先生曾经乘过的那一部。他已成为了历史，我决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间会议室，当时他就死在那里。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去冲咖啡。还不到六点钟，我就已走在办公大楼的厅廊里，与这位同事打个招呼，与那位职员问个早，脱去上衣，卷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架势。
我先浏览了一下《华尔街日报》，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报纸是从不报道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接着我又读了一下《邮报》，在“大都市”栏中对朗蒂·伯顿一家有一段简单的报道，还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过之后，把报纸放到一旁。我比报道的内容知道得更多，我已决心不再为之所动。
在《邮报》下面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马尼拉纸文件夹，这类文件夹我们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没有任何标记，所以格外让人疑惑，它就放在那里，没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开它。
里面只有两页纸，第一张上就是《邮报》上昨天登载过的那报道的复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给克莱尔读过好几遍的那个报道。在这张纸的下面是从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来的一份档案，标题上写着：被驱逐者的名单——河橡公司。
在左栏中有从一到十七的编号，其中第四号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号上写的是朗蒂·伯顿以及三四个孩子。
我慢慢地把这份档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里，然后又走到门边，把门锁好，又靠门站了一会。开头的几分钟里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我注视着桌子中间的那份档案，我不得不相信这份档案是真实可靠的，可是是谁把它放到我这儿来的呢？于是，我又一次拿起这份材料，仔细看，在第二页纸下面，就在档案里，这位不肯通报姓名的人用铅笔写下这样的字：这次驱逐住户的行动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这些字都是用印刷体字母写成，很显然是怕我分析字迹而认出写字的人。笔迹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铅笔十分轻地在档案上写上去的。
我的办公室门一直锁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时间，我一会儿站在窗前看日出，一会儿坐在桌子那儿看看这份档案。楼厅，走廊中的人渐渐多起来，我可以听到波利说话的声音。我打开了门，向她问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并要继续装下去。
整个一个上午除了开会还是开会，其中有两个会是鲁道夫和他的客户的。我表现得很得体，尽管我已根本不记得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又做了些什么。鲁道夫看到他的一员干将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岗位，他感到十分骄傲。
我对那些仍想谈起人质事件或问起我事后感觉的人都不很客气。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精力充沛，干劲十足。所以，人们渐渐就不再关心这些事了。后来，父親给我打来电话。他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的我也记不清了。他说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围坐一坐，感到很无聊，还说他和我媽媽对我都有点担心。我对他们说克莱尔挺好，为了怕他们进一步问起她，我找了个话题，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在我婚礼上曾见过他一面。我表现出对克莱尔一家人的关心，这能让他高兴。
爸爸往我办公室里通了电话，他很高兴。我仍在这里工作，挣着大钱，而且会越挣越多。他要我常给他打电话。
半小时后，我的哥哥沃纳也从他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区的办公室给我打来电话。他比我大六岁，也是一家资金雄厚的大公司股东，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师。沃纳和我小时候并不总在一起，但我们在一起时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离婚期间，他几乎每周都打电话给我，把他的心里话和我说一说。
他也和我一样是个守时的人，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电话不会很长的。“多和爸爸谈一谈。”他说，“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我想他是会告诉你的。”
“我知道你现在的感觉，我们都经历过。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观，从来不停止地帮助小人物。后来发生了点事，你就回想起法学院，想到我们在一年级时的事情，那时我们充满理想，想将来用我们的法学知识来拯救人类，你还记得吗？”
“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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