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我请了病假。“我可能是患了流感。”我这样告诉波利。但波利要知道详细情况，这可能是做秘书的一种职业习惯。发烧，嗓子痛，头痛？还是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我已不在乎了。一个人在公司工作如果要请假的话最好是病入膏肓才好。她必须填个表送给鲁道夫。在他没打来电话之前我就离开了公寓，一大早晨就在乔治顿到处闲逛。雪融化得很快，最高温度已达五十华氏度。在华盛顿港我逗留了一个小时，在几家商店里品尝了一些卡普契诺浓咖啡，看着波托马克河上的桨手在划船。
十点左右我去参加葬礼。
教堂前面的人行道已经拦起来了。周围站着警察，他们的摩托车就停在街上。前面还停着几辆电视台的面包车。
我开过去时看到一大群人正在听一个发言人用麦克风讲话，不少人还举着匆忙制作的标语牌，这对电视台的人来说是方便了不少。我把车停在离这里三个街区的一条小街上，然后匆忙赶到教堂。为了避免从正面进去，我奔向一个侧门，那儿有一个上了年纪的教堂领座员，我问他这个教堂是否有楼厅，他问我是否是记者。
他把我带进去，然后指给我一个门。我谢了谢他就从那个门进去了，爬上一段微微颤动的楼梯，终于来到了楼厅，从那里可以俯视下面美丽的圣所。地毯是紫红色的，长椅都是深色木椅，窗子玻璃是彩色的，也很干净。这个教堂的确不错，这时我也明白了这里的教士为什么不愿意把教堂向无家可归的人开放。
这里就我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坐在哪儿都可以。我悄悄地走到后门上面的一处地方，从那里可以看到下面直通布道坛的中央通道。外面唱诗班开始唱歌，他们站在前面的台阶上。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堂里，音乐声能传进这空空的教堂。
音乐停止了，门开了，人群一下子拥了进来。当众人冲进圣所时，楼厅的地板都有些颤动。唱诗班在布道坛后面就位。教士把电视台的人安排在教堂一角，把死者的親属安排在第一排，把那些积极分子和他们带来的无家可归的人安排在中间一排长椅上。莫迪凯缓缓地走了进来，陪他一起进来还有两个人，但我不认识。这时一个侧门打开了，几个服刑的犯人走了进来，朗蒂的母親和两个弟弟，手脚都铐着，而且还把他们都连在了一起，由四个武装警察押解着。他们被安排在中间的第二排，就在朗蒂的外祖母和其他几位親属的后面。
当人们都安定下来之后，风琴声就响起来了，声音低沉、哀婉。这时我的下面有一阵騒动，人们都转过头来，这时教士就位，叫大家起立。
几个戴白手套的领座员推着棺材走了进来，沿着中央通道，一个接着一个，中间的棺材是朗蒂的。婴儿的棺材很小，不足三英尺长，奥塔里欧、阿朗佐和丹特的棺材是中等大小的。这景象真是催人泪下，人们开始呜咽，唱诗班这时也用鼻音哼着曲子。
领座员把花排放在棺材周围，我当时还以为他们要把棺材打开呢，所以有点恐惧。我以前从未参加过黑人的葬礼，我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会怎么做，但我却从报上的剪辑材料中读到过，有时他们把棺材打开让親人去親吻死者。那些贪婪的记者早已把摄像机准备好了。
但是棺材并没有打开，所以别人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那个情景：奥塔里欧一家人面容都十分平静。
我们坐下了，教士读了一个长长的祷词。又有一位修女唱了一曲独唱，然后又是一片沉默。教士开始读《圣经》，又是一个简短的祈祷，接下来便是一个为无家可归的人争取权利的积极分子，她的发言措词尖刻，矛头直指社会和当权者，指责他们竟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她斥责国会，特别是共和党的议员们，也斥责市政府，说它领导不力，还斥责了法庭和官僚机构。但是她把最尖刻的语言还是留给了对上层阶级的谴责上，那些人有权有势，但对穷人的死活根本不关心。她语锋犀利，思路清晰，情绪激昂，但是，我想作为在葬礼上的发言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当她发言完毕时，人们报以掌声。教士接着也把那些有钱的白人一顿斥责。
接着又是一首独唱歌曲，又是一段《圣经》，以后是唱诗班一首哀歌，唱得我几乎哭出来，这时一个队伍形成了，围着棺材走动着，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棺材上表示对死者的抚mo，人们开始只是啜泣，后来竟失声痛哭起来。“把棺材打开！”不知是谁尖声喊道，但是莫迪凯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
他们挤拥到布道坛，围在棺材旁边。当唱诗班再度唱起时，人们的哭喊声与歌声交织在一起，朗蒂的祖母声音最大，后来她背过气去，有人去帮她顺气。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些人在朗蒂生前最后的几个月中都在哪儿？棺材里的那些小家伙们从来也没有体验过这么多的爱。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号啕大哭，摄像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了。这一切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做给别人看的。
教士终于又回到位置上，恢复了秩序，在风琴声中再次祈祷。祈祷完毕人们开始在棺材前绕场一周，然后游行。
这个葬礼共持续一个半小时，只花了两千美元，效果不错，我也为此而感到自豪。
他们又在教堂外集合，然后才开始向国会山的方向进发。莫迪凯在人流中间，当他们转过弯去消失之后，我曾想他曾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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