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他曾参加过多少次游行和示威活动呢？他可能会回答：这还远远不够。
鲁道夫·迈耶斯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成为股东时才三十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比他更年轻的股东，如果他没灾没病恐怕迟早有一天会成为最老的执行股东，法律就是他的生命，这一点他的三位前任妻子都可以证明。他搞别的什么都不行，唯有在经营大公司方面绝对是个行家里手。
他下午六点钟在他的办公室等我，他的面前堆了一大堆活儿。波利和其他的秘书都已走了，帮办和职员也已下班，在五点半以后，走廊里的人明显地少了下来。
我关上门，坐了下来。“我以为你病了。”他说。
“我要走，鲁道夫。”我壮着胆子说，但我的心里仍有些紧张。
他把桌子上的书往旁边一推，又把笔帽套在那支昂贵的金笔上，说道：“我听着呢。”
“我打算离开公司，有人让我去一个公共利益公司去工作。”
“别干傻事，迈克尔。”
“我不是干傻事，我决心已下，我只想尽快离开。”
“用不了三年你就成股东了。”
“我已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了。”
他一时也不知如何答复我，所以有点无奈地转了转眼珠。“听着，迈克，你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给毁了。”
“我并不是被毁了，而只是换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已。”
“其余八名人质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做的。”
“这很好，只要他们高兴，我也为他们高兴。此外，他们是搞诉讼法的，一个新的法种。”
“那你去哪儿呢？”
“一个律师事务所，就在洛根广场附近。它主要是搞流浪民法。”
“流浪民法？”
“是的。”
“他们付你多少工资？”
“少得可怜，怎么，想捐赠给事务所一些钱吗？”
“你真是疯了。”
“只是有点小问题，鲁道夫，我才三十二岁，中年人的那种疯狂对我来说还为时过早。但我想我早点把这样的阶段度过去。”
“给你一个月的假，去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服务，然后调整一下你的思路再回来工作。这时候真不该让你走，迈克，你知道，我们现在落后得有多远。”
“恐怕不行，鲁道夫。如果还有你这儿给我保底，那可就没有意思了。”
“有意思？难道你这么干就是为了有意思吗？”
“一点不错，你想想那种不需看钟点的工作是多有意思。”
“克莱尔的意见呢？”他问道，这可以看出他对我已是没有办法了，他几乎不认识克莱尔，而且在公司里要说给人担任婚姻问题的顾问的话，他是最不够格的。
“她没有问题。”我说，“我打算星期五离职。”
他无能为力地咕哝句什么，然后闭上眼睛，摇了摇头：“我真不敢相信。”
“很抱歉，鲁道夫。”
我们互相握了握手，并约定吃早饭时讨论一下我还没做完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不想让别人去告诉波利这件事，所以，我回到办公室时就给她打了个电话，她在阿灵顿的家里，正在烧晚饭。这个消息让她一个星期都没有心思去工作。
我在半路上买了一些泰国食品带回家。我斟了一些酒，加了点冰块，安排好餐桌，开始整理自己的思路。
如果克莱尔不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呢？这不太可能。多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互不关心的习惯，我们也不互相争斗，所以，我们的战术都不怎么高明。
但是我还是喜欢来个突然袭击，充分想象她当时吃惊的样子，然后再准备听她说一些风凉话。
已经快十点了，她已在交通高峯期前吃过晚饭了，所以我们拿着酒杯径直走到客厅里，我又加了些柴把壁炉拨旺，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开口说：“我们需要谈一谈。”
“什么事？”她毫无担心地问道。
“我想离开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
“噢，是真的吗？”她喝了一口酒。我很佩服她的冷静。她既希望如此，又想显得不关心此事。
“是的，我不能回到那里了。”
“为什么？”
“我想换一下环境，公司工作既无聊又无足轻重，我想做点能帮助别人的工作。”
“那很好。”她已经想到收入的问题了，但我想看看她要挺多久才能问到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令人羡慕的。”
“我和你提起过莫迪凯·格林。他的事务所给我一份工作，我周一就去上班。”
“周一？”
“是的。”
“这么说你已决定了？”
“是的。”
“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是说在这件事上我根本没有发言权，是不是？”
“我没法再回公司了，克莱尔，我今天已经和鲁道夫说过了。”
她又喝了一口酒，轻轻地咬了咬牙，一股怒气冲了上来，可她又压下去了，她的自我控制能力真是令人惊讶。
我们都看着火，被它那橘红色的火焰所吸引着。她又开口道：“我可以问一下这将对我们的经济收入有何影响吗？”
“情况不一样了。”
“新的工资收入是多少？”
“年薪三万。”
“年薪三万，”她重复着这个数字，接着又说，但声音很低，“这还不如我挣得多呢。”
她的年收入是三万一千美元，但再过几年，她的工资会增加很大幅度，也就是说挣大钱的日子为时不远了。为了达到我这次和她商量的目的，我不想算这笔经济账。
“我去搞公益法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我说道，尽量不显得太清高的样子，“就我所知，你当年上医学院也不是为了钱吧。”
正像这个国家的那些学医的学生一样，都信誓旦旦地说学医并不是为金钱所吸引，她也说是为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那些学法律的人亦是如此，其实他们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一边看着火，一边盘算着。我猜她一定是在考虑房租问题，这套公寓的确不错，每月二千四百美元能租这样的房子就相当不错了，设施装备一应俱全。对于地点我们也十分满意，无论是位置，还是周围漂亮的住房、一流的邻居，都无可挑剔，只是每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待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里的优越条件。如果搬离这个地方那可就得有个思想调整过程，但是我们能够承受。
关于收入的事我们都是彼此公开的，谁也不瞒着谁。她知道我们俩每月共同收入是五万一千美元，外加活期存款账户上一万二千，可是我很吃惊怎么我们结婚六年来竟没有多少积蓄。可能是一旦进入大公司的快行道，财源滚滚，用不着去想这件事的缘故。
“我想我们得调整一下了，是不是？”她说，说话时两眼冷冷地盯着我。我知道，“调整”一词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我想是的。”
“我累了。”她说道，说着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回卧室去了。
说来可怜，我想，我们就是想象个样似的吵一架把各自心中的仇恨与不满都干干脆脆说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当然，我十分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我的故事也够得上有传奇色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变成了为穷人伸张正义的人，从一个赚大钱的公司转到了根本不赚钱的公司，尽管她也认为我是发了疯，但她感到要批评一位圣人也实在不易。
我又加了一块木头到炉里，又调了一杯酒，最后就在沙发上睡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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