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快下班时，我并不急于离开事务所。家不过是一间空空的小阁楼，面积充其量有撒马利亚慈善咨询中心三个小单间中任何一个那么大。卧室中没有床，客厅中只有一台电视机，厨房中没有冰箱，只有一张牌桌。买点家具，再装修一下自己的住处，这对我来说只是遥远而模糊的计划。
像往常一样，索菲亚一到五点就准时下班了。她住的小区不太安全，所以宁愿早点回家，锁紧家门。莫迪凯与我谈了半个小时当天的工作，六点左右才离开。他警告我说，不要呆得太晚，回家时尽量结伴同行。他知道亚伯拉罕·莱博要工作到九点，就建议我们一起走。他一再叮嘱说，把车停在离家近的地方，走快一点儿，凡事小心。
“那么，你感觉如何？”他走到门边时突然止步问道。
“我想这是一件非常引人入胜的工作，与人打交道真令我振奋。”
“它有时会使你感到伤心。”
“我尝到那种滋味了。”
“很好。什么时候你变得心如止水，不为所动时就可以洗手不干啦。”
“我刚开始。”
“我知道，有你加人真是太好啦。我们一直想要一名白人律师。”
“我很高兴能够加入。”
他走了，我重新关上门。我已体会到一种心照不宣、开诚布公的气氛。索菲亚负责对外。整个一下午她在电话上一个接一个地训斥着那些官僚们，当她这么做的时候，全事务所的人都听得到。我感到很开心。莫迪凯打电话时就像一头野兽，他用低沉沙哑的声音发出各种各样的命令和恶狠狠的威胁。亚伯拉罕显得安静些，他的门一直敞开着。
我手头的事还没一点眉目，我宁愿关着门。我想他们会暂时容忍我这么做的。
我按照电话号码簿，依次给三个赫克托·帕尔马打电话。第一个不是我要找的；第二个电话号码是空号；第三个没人接，但有电话留言：“我们不在家，请留言。我们会回电话。”语气很不耐烦。
确实是他的声音。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神通广大。他们有许多方法和地方隐藏赫克托·帕尔马。它拥有八百名律师，一百七十名律师帮办，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洛杉矶、波特兰、棕榈滩、伦敦、香港均设有分部。他们都是明白人，不会因为他知道得太多而解雇他。相反地，他们会给他加薪提职，提供更大的住房，让他去另一个城市工作。
我从电话号码簿上抄下他的地址。如果这个电话留言仍然有效的话，他很有可能还没搬家。凭着我最近在街头的一番经历，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他。
门上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随即门打开了。门上的锁簧和球形把手都已破旧而且松动了，门虽然能关上但锁不住。进来的是亚伯拉罕。“有空吗？”他边说边坐了下来。
这就是他见面打招呼的方式。他是一个寡言的令人难以接近的人，浑身透着一股机灵气。要不是我曾在一个大公司里与四百名形形色色的律师共事过七年，还真会被他镇住呢。我曾经与各种各样的鲁莽的亚伯拉罕们打过交道，他们有的冷淡，有的热切。
“欢迎你加入我们事务所。”他说，随即发表了一通[jī]情洋溢的长篇大论，为公众利益法辩护。他出身于布鲁克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华尔街一家公司里有过三年痛苦的工作经历，在亚特兰大为一个反对死刑的组织工作过四年，在国会山上的两年从政生涯依然是郁郁不得志。直到有一天，他在一份律师杂志上看到一则招聘广告，他才成为十四街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法律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说，“而不仅仅是赚钱。”接着他又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指责那些搜刮了巨额钱财的大公司和律师们。他的一位来自布鲁克林的律师朋友通过起诉各地的rǔ房整形公司挣得一千万美元的年薪。“一年挣一千万！这笔钱能给整个华盛顿的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
不管怎么说，他很高兴看到我弃暗投明，并对我与那位持枪的“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
“那么你究竟做些什么呢？”我问道。我很喜欢与他谈话的感觉。他言辞犀利，机智聪敏，那一长串一长串的词句使我应接不暇。
“两件事。第一件是制订法律。我和其他律师一起参与立法。第二件是指导诉讼，通常是集团诉讼。我们起诉了商务部，因为在九十年代的这次人口普查中，无家可归者的数目被大大压低了；我们起诉了特区的教育当局，因为当地学校将无家可归的儿童拒之门外；我们进行了集团诉讼，因为特区当局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就终止了几千项建房资金计划；我们抨击了使无家可归非法化的法案。只要无家可归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将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这些案子真够棘手。”
“是的。可幸运的是，在华盛顿有很多好律师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问。我是他们的教练，负责制订比赛计划，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然后开始比赛。”
“你不见你的客户吗？”
“偶尔也见。但当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小房间里工作时，效率最高。这就是我对你能来感到高兴的原因。我们需要有人帮着联络。”
他忽地一下站起来，谈话结束了。我们约好准九点离开，然后他走了。在他滔滔不绝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我注意到了他手指上没戴婚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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