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宗皇帝
濮议
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宰臣韩琦等奏：『陛下即位以来，仁施泽浃。九族既睦，万国交欢。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礼。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之。
二年四月戊戌，诏礼官及待制以上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以闻，宰臣韩琦等以元年五月奏进呈故也。
六月。初议崇奉濮安懿王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发[1]，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珪即敕吏以光手藁为案。其议曰：『况前代之入继者[2]，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册，或出母后，或出近臣，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惟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拔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愚浅，不达古今，窃以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礼，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谯国、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亦改封大国太夫人。考之古今，实为宜称。』议上，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定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伯而不名，如楚王、泾王故事。』议者或欲称皇伯考，天章阁待制吕公著曰：『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是月己酉，中书又奏：『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及案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并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齐衰期。即出继之子，于所继生父母，皆称父母。又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今王珪等议称皇伯，于典礼未见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官议奏。』诏从之。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而台谏皆是王珪等，议论洶洶。未及上，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考为无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甲寅，降诏曰：『如闻集议议论不一，宜权罢议，当令有司博求典故，务合礼经以闻。』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即率礼官上言：『汉宣帝于昭帝为孙，光武于平帝为祖，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然议者犹或非之，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统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则其失非特汉宣、光武之比矣。凡称帝称王，若皇考，立寝庙，论昭穆，皆非是。』因具列《仪礼》及汉儒议论、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执政得奏，怒，召镇责曰：『诏书云当令检详，奈何遽列上耶?』镇曰：『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即以闻，乃其职也，奈何更以为罪乎?』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乞早从王珪等议。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臣谨按《仪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盖为大宗斩，还为小宗，期不二斩[3]，明于彼而判于此也。又按：令文与《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称父母者，所以别其本，正于后也。在属籍当行除祔，斯令之意可明也。如汉宣、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继，于今事体略不相类。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兄，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于《礼》得矣。及引元佐、元俨称皇兄、皇叔之类，皆本朝典礼，安得谓之无据?臣窃原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庙同称，如是则尊有二上，服有二斩，礼律之文，皆相戾矣。云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精勤孝治，不作无益，以害至公。既罢三省集议，当别降诏旨，以王珪等议为定。以前后所献不一，尽降出外，辨正是非，明其有罪，宾之于法，可以涣释群疑，杜绝邪论。』奏留中不行。司马光又言：『臣伏见乡者诏群臣议濮安懿王合行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凡两次会议，无一人异辞，所以言者盖欲奉懿王以礼，辅陛下以义。而政府之意，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词说，误惑圣听，不顾先王大典，蔑弃天下之公议，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此众所以抑郁而未为称惬者也。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臣请为陛下别白言之：政府言《礼》、令文、《五服年月敕》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于所生皆称父母。」臣案：礼法必须指事立文，使人晓解。今欲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若不谓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谓其不识文理也。又言汉宣帝、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后，以孙继祖，故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以其与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诛王莽，亲冒矢石，以得天下，名为中兴，其实创业。虽自立七庙，犹非太过，况但称皇考，其谦损甚矣。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以承大业。《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若复尊濮王为皇考，则置仁宗于何地耶?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引以为法则可矣，若为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则事恐不侔。以此言之，濮王当称皇伯，又何疑矣?愿陛下上稽古典，下顺众志，以礼崇奉濮安懿王，如珪等所议。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
八月庚戌，史馆修撰、同知谏院蔡抗知制诰，兼判国子监。初议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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