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
变新法
元丰八年四月辛未，诏户部侍郎李定取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领事，并提举京城所课利条析以闻。
五月乙末，并罢提举汴河堤岸司。元丰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初置，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改今名。
诏尚书省左、右司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
旧录云：先帝以浊流入汴淀淤湍急，都人有水忧，乃导洛通汴，置司提举，又官司市物迫行人供应[1]。吏并缘为奸，至逃亡破产，民患之，乃等第纳钱，免充行役，以钱募人供市，而官司禁不得，市于民，民得不扰。至是，奸臣欺罔帘帏，以为非是。时先帝崩才越月，变乱法度由此始。其后事无小大，悉更革。上未亲政也。新录辨曰：神宗皇帝尝诘兴利之弊曰：『事太伤鄙，有害国体。』盖深责有司之过也。凡所奉行失其本旨，皆有意更去之。诏墨具在，可考而知。通汴司本为救患，免行钱本为便民，其末在有司，皆近于兴利之举。至是，诏取索事目，以定可否，亦惟神宗之意而行之也。自『以浊流入汴』至『未亲政也』一百一十六字并删去。
又诏：『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河东所养户马，近已支价钱拨买，配填河东、鄜延、环庆阙马军分。自今府界并京东等路养马指挥并罢。』(余见《保马》）又诏：『在京并京西及泗洲所置物货等场并罢。在京委监察御史黄降、驾部员外郎贾种民；京西令本路转运副使沈希颜[2]；泗州令权发遣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路昌衡点磨物数，会计当职官夫交割桩管，条析措置结罪事件以闻。』诏曰：『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厉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具文，不能宣布富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隳弛。其申谕中外，以自今以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
旧录云：时蔡确等虑法浸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新录辨曰：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寔惠不孚，则不能不更化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语诚确等有以启之矣。史官不推本神祖爱民，而饰确之谋，以欺后世，今合删去。吕大防《政目》诏有司奉行先帝诏旨失当事以闻在八日。
丁丑，御史中丞黄履言：『福建盐法，惟邵武军、汀州受数为重。邵武县近以盐多民匮，难于出籴，遂以人户产钱纽定卖盐，不循朝旨乡铺之法。至于建宁、光泽等县，其弊亦然。汀、剑、建三州，亦有抑勒。乞差官体量。』监察御史安惇言：『福建转运副使王子京擘画官卖腊茶岁三百万斤，访闻抑认。乞委官采访。』遂诏：『先帝以诸路监司责任不轻，朝廷当加考核，其烦急掊克与旷弛不职者，当有所惩。去岁已诏修立分遣郎官御史察举之法，可依先帝诏旨施行。江南西路遣监察御史陈次升，福建路遣监察御史黄降。』乙酉，枢密院言保甲（详见《保甲》）。己丑，司马光上疏曰云云：『及奔丧至京，乃蒙太皇太后陛下特降中使，访以得失，是臣积年之志，一朝获伸，感激悲泪，不知所从。顾天下事务至多，臣思虑未熟，不敢轻有条对。但乞下诏，使吏民皆得寔封上言，庶几民间疾苦，无不闻达。既而闻有旨罢修城役夫，撤诇逻之禁，止御前造作，京城之人，已自欢跃。及臣归西京之后，继闻斥退近习之无状者，戒饬有司奉法失当过为烦扰者，罢物货专场及民所养户马，又宽保马年限。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圣德传布，一日千里，颂叹之声，如出一口，溢于四表。乃知太皇太后陛下深居禁闼，皇帝陛下虽富于春秋，天下之事，靡不周知，民间众情，久在圣度。四海群生，可谓幸甚!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臣稽慢之罪，定负万死。夫为政在顺民心，苟民之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如决水于高原之上，以注川谷，无不行者。苟或不然，如逆板走丸，虽竭力以进之，其复走而下可必也。今新法之弊，天下之人，无贵贱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远近皆相贺也。然尚有病民伤国、有害无益者，如保甲、免役钱、将官三事，皆当今急务，厘革所先者。臣今别具状奏闻，伏愿决自圣志，早赐施行。』又曰：『昔汉文帝除肉刑，斩右趾者、弃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笞者始得全。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等法，天下困弊，盗贼群起。昭帝用贤良文学之议而罢之，后世称美。唐代宗纵宦官公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悉禁止罢遣之，时人望致太平。德宗晚年，有宫市，五坊小儿暴横为民患，盐铁月进羡余。顺宗即位，皆罢之，中外大悦。是皆改父之政，而当时人谁复非之者哉?况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藉藉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之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伤国者悉去之，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民之志。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
五月丙申，户部侍郎李定奏：『先奉旨，令臣取索都提举汴河堤岸司所管事件闻奏；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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