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举落第后，监司勿更收补。其淮南、江南、黔、蜀远人，即不拘此例。"（《全唐文》卷一百一十三）这个规定既强调了审查文解的手续，防止冒充者钻空子，又对十国辖区的考生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宽容态度，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由后唐地方官府控制的。后汉乾祐二年（949），刑部侍郎边归谠上疏说："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引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既事业不精，即人文何取？请敕三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北京太原）、邺都（河北大名县）、诸道州府长官，合发诸色贡举人文解者，并须精加考校，事业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滥有举送，冀塞滥进之门，开与能之路。"（《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朝廷下敕执行。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权知贡举徐台符奏："今后举人须取本乡贯文解，若乡贯阻隔，只许两京（开封、洛阳）给解。"这样变通处理，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显德元年（954）又规定："今后须是[国子]监中受业，方得准令式收补解送。"（《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这些做法逐渐严格了对考生的资格审查，完整了科举考试的程序。
长兴四年，后唐礼部贡院"新立条件"上奏朝廷，内容包括各科目考试录取的复查、对考生考试作弊和无理取闹的处理、对负责科举考试的官员的违纪行为的处分等等。这份新规定说：九经、五经、明经（二经）举人（考生）的帖经考试，考官要在考试记录上写清楚是否及格。对于不及格者，写清楚哪些地方出错，然后反馈给该举人。如果考官弄错了，当即更正过来。如果举人怀疑记录有误，即拿出所考经典，当面核对，确实是举人答错了，由本人在记录上签名了结。三礼、三传、三史、开元礼、学究一经等五科举人，落榜后多称自己冤屈。今年这五科举人的"经书墨义"（笔试经书大义）答卷上，考官要具体写明"第几道不（否），第几道粗，第几道通"，允许举人持相关经典前来对证。如果考官方面评定不公正，举人可以向贡院长官陈诉情况，重新考试。如果该举人确实应该落榜，反而妄加披述，则对该举人严惩不贷。今年各科举人认为自己落第冤屈，允许呈状披诉于贡院长官，重新组织考试。贡院如果不予受理，举人可以上告到御史台，御史台负责调查处理。如果知贡举官员和科目考官等人，利用考试、录取之便，"敢有受货赂，升擢亲朋，屈抑艺能，阴从请托，及不依格去留者，一事有违，请行朝典"。夹带书策进考场作弊，一向明文禁止。从现在起，举人入考场时如果被搜出所夹带的书策，不论多少，一律驱逐出考场，并停止其两年的考试资格。考试中的种种作弊情况，如口传答案、悄悄变动座位、交换答卷、利用抄写经书大义试题和帖经考试的混乱场面为别人提供答案，一经发现，立即将当事人驱逐出考场，并取消其三年的应试资格。举人自己学业不精而落榜，出于虚荣心，乱吆喝自己冤屈，以便为再次考试被录取作铺垫，或者出于嫉妒心，对别人考得出色加以诬陷，甚至加以辱骂、殴打，要将当事人逮捕，送到御史台审理治罪。如果情节严重，要严加科断，遣返原籍做苦力，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同保邻居也要连坐治罪，同时取消三年的考试资格。朝廷批准执行。（《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
但这号弊病不是下发中央文件就可以消除的。后周显德二年五月，知贡举窦仪上奏说："其举子之弊也，多是才谋习业，便切干名（急于求取功名）。《周》、《仪》未详，赴三礼之举；《公》、《穀》不究，应三传之科。经学则偏试帖由（帖经），进士则鲜通经义。取解之处，譸张（欺诳）妄说于辛勤；到京之时，奔竞惟求于荐托。其举送之弊也，多是明知荒浅，具委凶粗，新差考试之官，利其情礼之物，虽所取无几，实启幸非轻（开了侥幸之路）。凡对问题，任从同议（随声附和），谩凿通而凿否（随便判定答题通或不通），了无去以无留（都发解举送），惟徇人情，仅同儿戏。致令至时就试，不下三千；每岁登科，罕逾一百。假使无添而渐放，约须毕世而方周。乃知难其举（严格选拔举荐）则至公而有益于人，易其来则小惠而无实于事。有益者知滥进不得，必致精勤；无实者欲多放无能，虚令来往。且明经所业，包在诸科，近间应者渐多，其研精者益少。又今之童子，比号神童，既幼稚之年，禀神异之性，语言辨慧，精采英奇，出于自然，有则可举。窃闻近日实异于斯。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断其日月，委以师资。限隔而游思不容，仆跌而痛楚多及。孩童之意，本未有知；父母之情，恐或不忍。而复省试之际，岁数难知。或念诵分明，则年貌稍过；或年貌适中，则念诵未精。及有司之去留，多家人之诉讼。伏况晋朝之日，罢此三科，年代非遥，敕又见在。今宜厘革，别俾进修。……其明经、童子，请却依晋天福五年敕停罢，任改就别科赴举。其进士，请今后省卷限纳五卷已上，于中须有诗、赋、论各一卷，馀外杂文歌篇，并许同纳，只不得有神道碑、志文之类。其帖经、对义，并须实考，通三已上为合格。将来却复昼试，候考试终场，其不及第人以文艺优劣定为五等。取文字乖舛、词理纰缪最甚者为第五等，殿五举（取消五年的应试资格）；其次者为第四等，殿三举；以次稍优者为第三、第二、第一等，并许次年赴举。三礼，请今后解试、省试，第一场《礼记》，第二场《周礼》，第三场《仪礼》；三传，第一场《左氏》，第二场《公羊》，第三场《穀梁》：并终而复始。学究，请今后《周易》、《尚书》并为一科，每经对墨义三十道，仍问经考试。《毛诗》依旧为一科，对墨义六十道。及第后，请并咸为上选集（《宋史》卷二百六十三《窦仪传》作'并减为七选集'）。诸科举人所对策问，或不应问曰、词理乖错者，并当驳落。其诸科举人，请第一场十否者殿五举，第二场三场十否者殿三举，其三场内有九否者并殿一举。其进士及诸科所殿举数，并于所试卷子上朱书封送中书门下，请行指挥。及罪发解试官、监官等，其监官、试官如受取解人情礼财物，请今后并准枉法赃论。又进士以德行为基，文章为业，苟容欺诈，何称科名！近年场中多有诈伪。托他人之述作，窃自己之声光，用此面欺，将为身计。宜加条约，以诫轻浮。今后如有倩人述作文字应举者，许人告言，送本处色役，永不得仕进。又切览《唐书》，见穆宗朝礼部侍郎王起奏，所试贡举人试讫，申送中书，候覆讫下当司，然后大字放榜；是时从之。臣欲请将来考试及第进士，先具姓名杂文申送中书，奏覆讫下当司，与诸科一齐放榜。"（《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这份《条陈贡举事例奏》摆出的依然是老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虽然切实可行，除了进士和诸科举人放榜照老规矩执行，其余都被朝廷采纳，恐怕也不会解决多少问题。
唐代一直实行这样的制度，进士科、明经类考生参加礼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及第仅仅是取得了出身资格，还要参加吏部的身、言、书、判考试，身要求体貌壮伟，言要求言辞辩正，书要求楷法遒美，判要求文理优长，考试通过，才能授予官职。吏部的这道考试叫做关试，与礼部贡院的考试同在春天举行，故关试又叫做春关，考生通过关试当上官，便脱下了平民服装，故又称为释褐试。五代时期的关试，考试内容较唐代大为简化，只试判题两道，由举人对答判语，以考查他们的临民办事能力。尽管如此精简，关试却每每敷衍了事，不是考生不到场，就是交白卷，但吏部南曹官员不负责任，都准予他们通过。朝廷不得不对之加以整顿。后唐天成二年（927），各科录取79人，其中三礼科、明算科录取者刘盈等五人关试"判语皆同"，勘查缘由，"状称晚逼试，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唐明宗下敕说："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校官。刘盈等既不攻文，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载考情由，实为忝冒。及至定期覆试，果闻自擅私归，且令所司落下，其所给春关，仍各追纳放罪，许后放举。自此南曹凡有及第人试判之时更效此者，准例处分。"（《五代会要》卷二十二《杂处置》）第二年十月下敕说："每年及第举人，牒送吏部关试，判题虽有，判语全无，只见各书'未详'，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谬，须议去除。此后应关送举人，委南曹官吏准格考试。如是进士并经学及第人，曾亲笔砚，其判语即须缉构文章，辨明治道。如是无文章，许直书其事，不得只书'未详'。如关试时正身不到，又无请假字，即牒贡院申奏停落。"（《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再一年知贡举卢詹所进奏的春关状，遗漏了四位明五经科录取者的姓名，于是被罚扣除一个月的俸禄。
朝廷还对闻喜宴、关宴提供经费。这原本是被录取的进士的私人活动，他们得知自己文场告捷，通过关试将彼此分手赴任就职，就凑在一起宴饮，以示庆贺和告别，当然所有花费都由自己承担。后唐天成二年十二月，唐明宗下敕说："新及第进士有闻喜宴、春关宴，逐年赐钱四十万。"（《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八年后的清泰二年，御史中丞卢损上奏，认为"举人既成名第，宴席所费属私，况国用未充，枉有劳费，请依旧制不赐"。唐末帝的敕文维持既定方针不变，说："春关冬集绫纸（文书）、闻喜、关宴所赐钱，并仍旧官给。"（《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
除了这些共性的问题，五代朝廷对科举活动的管理，还以单独针对具体科目的奏议、诏令和措施，贯穿在各科的考试、审核和录取过程中。下面分科目介绍这些情况。
2．进士科
进士科是五代设置最经常的科目，存在的问题和引起的关注也最多。
关于进士科的考试内容，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知贡举赵上交上奏说："进士元（原）试诗赋各一首，帖经二十帖，对义五通（应作道）；今欲罢帖经、对义，别试杂文（诗、赋以外的箴、铭、论、表）二首，试策一道。"被朝廷采纳。当年八月，刑部侍郎、权知贡举徐台符上奏说："请别试杂文外，其帖经、墨义，仍依元格。"又被朝廷采纳。可见进士科的考试内容一直很稳定，包含时务策、一部大经的帖经和墨义、杂文三大板块。同唐代一样，进士科举子依然害怕帖经。后唐天成五年（930）二月的敕文披露："近年文士……就试时疏于帖经。"（《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因为该时期录取进士的标准，对于其所习一部大经的考试，已降到帖经二十处"通三已上"，甚至"不及通三"，解答经文大义五道题"通二、通三"的程度。（《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
诗赋是杂文考试的通常内容，评定成绩很难做到十分精确，但作品是否符合格式，质量如何，总还是可以把握的。后唐同光三年（925），录取四名进士，其顺序是符蒙正（一作符蒙）、成僚、王澈、桑维翰。舆论认为其名次与各自的实际水平不相称，其中有"阿私"的成分。唐庄宗调阅他们的诗赋答卷，又委托翰林学士承旨卢质对他们进行复试，学士杨彦珞监试。唐庄宗对礼部贡院下敕说："及再览符蒙正、成僚等呈试诗赋，果有瑕疵。今若便有去留，虑乖激劝；倘无升降，即眇甄明。"王澈诗赋的优点是"体物可嘉，属辞甚妙"，缺点是"求对而不切（对仗不工）"，总体上看，"最异侪流"。桑维翰的诗赋"若无纰缪，稍有功夫"，缺点是"属对之间，累失求妍之美（对仗全然不美）"。对他们"须推事艺，各定否（坏）臧（好），贵叶（协的异体字）允平，庶谐公共"。于是调整录取名次，"其王澈改为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同时，对以后的录取程序做出规定："自今后应礼部常年所试举人杂文、策等，候过堂（新及第进士拜见宰相）日委中书门下（宰相政事堂）准本朝故事（唐朝旧制），细加详覆，方可奏闻。不得辄徇人情，有隳事实。"（《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卢质复试，所出诗题为《臣事君以忠诗》；赋题为《君从谏则圣赋》，以"尧舜禹汤，倾心求过"八字为韵。这八个字，尧、汤、倾、心、求五个字是平声字，舜、禹、过三个字是仄声字。"旧例赋韵四平四侧（仄），质所出韵乃五平三侧，由是大为识者所诮。"（《旧五代史》卷九十三《卢质传》）其实唐朝旧制并没有这样死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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