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如上文提到唐代宗大历十年（775）进士科考试的赋，长安命题为《五色土赋》，以"皇子毕封，依色建社"为韵，皇、封、依三个字是平声字，子、毕、色、建、社五个字是仄声字；东都命题为《日观赋》，以"千载之统，平上去入"为韵，千、之、平三个字是平声字，载、统、上、去、入五个字是仄声字。五代乱世，社会整体文化水平下降，怎么可能比唐朝要求更高？
长兴元年（930），中书门下审查新录取的进士，发现他们的诗赋都存在问题，保留15人的录取资格，取消九人的录取资格。李飞的赋有三处犯韵，李穀的赋一处犯韵，其诗中将"青"字误为"清"字，但"以词翰可嘉，望特恕此误"，于是保留他们的录取资格。被淘汰的九个人，所作诗赋问题严重。卢價的赋应该用平声字的地方，用了两个仄声字"薄伐"，属于"犯格"现象。孙澄的赋该用去声"御"部韵的字，却用了上声字"宇"、"膂"，该用上声"有"部韵的字，却用了去声字"售"，属于"落韵"现象；所作诗"田"字"犯韵"。李象赋中"六石庆兮"，应该用"奚"字而不是"兮"字，"道之以礼"，应该用"导"字而不是"道"字；诗中说"十千"，"十"字处应该用平声字，而"十"是仄声字，"偏"字犯韵。杨文龟的赋把"君上"说成"骖騑之士"，"失奉上之体"；该用上声字"善"部韵的地方，却用了去声字"遍"；诗中也有犯韵现象。师均的赋"仁"字、"晏"字犯韵，把"晏如"写成"宴如"。杨仁远的赋把"赏罚"写成"赏法"，"衔勒"写成"鍼勒"；诗中"莲蒲"，"蒲"字处应用平声字，"兼黍粱不律"。王谷的赋该用去声"御"部韵的字，却用了上声字"处"。宾贡进士高策，赋中"於"字韵中使用了"依"字，"疑其海外（高氏或是渤海国人，或是新罗国人）音讹"。宾贡进士郑朴，赋中把"股肱"写成"肱股"，诗中"十千"犯韵。中书门下建议："今后举人词赋属对，并须要切，或有犯韵及诸杂违格，不得放及第。仍望付翰林，别撰律诗赋各一首，具体式一一晓示。将来举人合作者，即与及第。"（《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唐明宗令翰林学士窦梦征、张砺等人各自撰写一篇"格诗格赋"，宰相审阅后，感到不满意。窦梦征等人请做过翰林学士的户部侍郎右丞李怿撰写诗赋，但李怿谦虚谨慎，说："敢与后生髦俊为之标格！……格赋格诗，不敢应诏。"（《旧五代史》卷九十二《李怿传》）
几十年过去了，举子们的状况依然没有好转。后周显德二年（955），录取进士16人，经审查他们的诗赋、文论、策文，只保留了四人的录取资格，占比例四分之三的人被落下。周世宗的敕文说："近年以来，多有滥进，或以年劳而得第，或因媒势以出身。今岁所贡举人，试令看详，果见纰缪。"严说等12人"艺学未精，并宜黜落"。知贡举礼部侍郎刘温叟"失于选士，颇属因循"，本该治罪贬官，但宽大处理，"刘温叟放罪"。（《五代会要》卷二十二《进士》）过了三年，知贡举刘涛开封放牓后，引新及第进士15人赴行在拜见周世宗。周世宗审查考生的诗赋，见用词多纰缪，很生气，遂命翰林学士李昉对他们进行复试。周世宗随后下诏说："比者以近年贡举，颇是因循，频诏有司，精加试练，所冀去留无滥，优劣昭然。"所以复试，"庶泾、渭之不杂，免玉石之相参"。考生刘坦、战贻庆、李颂、徐纬、张觐五人稍优，准予及第；王汾算不上精当，念其曾经落过榜，这次准予及第；熊若谷、陈保衡都是远方人，前来应举不容易，也准予及第。郭峻、赵保雍、杨丹、安玄度、张昉、董咸则、杜思道七人，取消录取资格。知贡举、右谏议大夫刘涛贬官为右赞善大夫，"俾令省过，以戒当官"。（《旧五代史》卷一百一十八《周世宗纪五》）
进士科举子文化素养的低下，固然与五代纷纷扰扰的世道有关，但也不能排除与应试学习的关系。后唐工部侍郎任赞嗤笑宰相冯道如果走路急速，随身携带的《兔园策》肯定会掉下来。《兔园策》又名《兔园册府》，30卷，是为举子应试而编的书，因而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乡村学校用于教授儿童，由于普及到家藏一本的程度，人们多不以此书为贵。冯道还击任赞道："《兔园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耶！"（《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六《冯道传》）任赞十分羞愧。可见进士科举子们平素的学习，始终没有跳出参考、模仿别人考进士的好句子的范围，根本不懂得"功夫在诗外"（南宋陆游语）的道理。
有了这样的背景，当官员们看到举子平素所作诗赋中有一两个好句子，便自然而然地产生好感，极力促成其录取。后周显德四年，中书舍人申文炳知贡举。举子李度工于作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的句子广为流传。枢密使王朴很欣赏，就录下句子，写信推荐，于是申文炳将李度录取为第三名。时人嘲笑这件事，说："主司只诵一联诗。"（文莹：《玉壶清话》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4）这类事情难免有请托阿私的成分，但如果举子确实才调文采出类拔萃，不妨将平素的习作与考试临场发挥的答卷一并加以考察，录取则会显得周全一些。
3．明经类
明经类的科目设置很混乱。《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介绍唐代的情况说："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而在五代，"明经"专指明经类中的"二经"。后唐长兴四年（933），礼部贡院新立条件，一处提到"九经、五经、明经呈帖由"，另一处提到"五科常年驳榜出"。所谓"五科"，天成三年（928）敕文提到：其一是三传，即《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等《春秋》三传；其二是三礼，即《礼记》、《周礼》、《仪礼》等三礼；其三是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等各为一史，任选三种；其四是开元礼；其五是学究一经。（《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可见这时期明经类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九经、五经、二经这三个科目，后唐知贡举赵凤称之为"诸经学"（《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另一部分包括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一经这五个科目。清泰二年（935）礼部贡院上奏提到："奉长兴元年敕，进士、五经、九经、明经、五科、童子外，诸色科目并停。"（《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缘举杂录》）可见在考试录取的过程中，不但明经类的两部分实际上已经分开，而且各自具有独立资格，与进士科、童子科并列。这说明五代科举乱糟糟，眉目不清。后晋天福五年（940）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请保留明经类，废除以明"二经"为内涵的"明经"科。他说："明君侧席，虽切旁求；贡士观光，岂宜滥进。窃窥前代，未设诸科，始以明经，俾升高第。自有九经、五经之后，及三礼、三传已来，孝廉之科（代指明经类科目）遂因循而不废，搢绅之士亦缄默而无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馀，举人如是繁多，试官岂能精当。况此等多不究义，唯攻帖书，文理既不甚通，名第岂可妄与。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选者甚多，州县之间必无遗阙，辇毂之下（京师）须有稽留，怨嗟自此而兴，谤讟因兹而起。但今广场大启，诸科并存，明经者悉包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若无厘革，恐未便宜，其明经一科（专指二经），伏请停废。"（《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开运元年（944）八月，决定来年恢复明经科招生，后周显德二年（955）五月，礼部侍郎窦仪奏请，遂再度废除，五六年后北宋建立，这几年间明经科迄未恢复。
后梁开平三年（909）敕文规定："每年放明经及第不得过二十人。"（《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这是后梁刚刚取代唐朝时的明经录取名额限量，到底指的是"诸经学"，还是二经明经科，或者明经类所有科目，很难断定，有可能是"诸经学"。因为截至后唐同光四年（926），五科一直单列，各自录取才一两个人，以至于引起考生们的极度失望和强烈不满。这年正月，"五科举人许维岳等一百人进状"，说国家格文规定"三礼、三传每科只放两人"，而今年三礼举人"三十馀人"，三传举人"五十馀人"，三史、学究"一十人"。"若每年止放两人及一人（文意似指三史、学究各放一人及第），逐年又添初学（参与报考五科的新手逐年增添），纵谋修进，皆恐滞留。"而唐穆宗时期（821-824）、唐懿宗时期（860-874）都不曾这样限制过。三年前同光元年五科共录取"一十三人，请依此例，以劝进修"。唐庄宗采纳，下敕说："依同光元年例，永为常式。"（《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
关于明经类的考试，弊端甚多，因而不断产生过改革的方案。天成三年（928）二月，礼部贡院上奏说：国家格文规定，九经考生所考帖经，是九部儒家经书各十帖，所考对义，是口答《春秋》、《礼记》大义各十道。现在乡贡九经刘英甫呈上状子，请求取消帖经，只考"对经义九十道"。这样做会违背国家的规定。但唐明宗同意刘英甫的建议，下敕说："刘英甫请以讲义，便代帖经，既能鼓箧而来，必有撞钟之应，宜令礼部贡院考试。"（《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七月份又下敕说："应将来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考试本业毕后，引试时务策，宜令主司须于时务中采取要当策题，精详考校，不必拘于对属，须有文章，但能周通，文字典切，即放及第。如不及此格，虽本业粗通，亦须黜落。应九经、五经、明经帖书及格后，引试对义时，宜令主司于大经泛出问义五通（应作道），于帘下书于试纸，令隔帘逐段解说。但要不失注疏义理，通二通三，然后便令念疏。如是熟卷，并须全通，仍无失错，始得入策，亦须于时务中选策题，精当考校。如精于笔砚留意者，得则以四六对，仍须理有指归，言关体要。如不曾于笔砚致功，即须直书其事，不得错使文字，只在明于利害。其义问、念疏、对策，逐件须有去留。"（《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这道诏令规定明经类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帖经说得不清晰，估计是维持原规定，对义包括对经文和注疏的理解，笔试（墨义）、口试（口义）相结合，时务策选现实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命题，要求作成骈体文，不会作骈体文则不强求，不看重骈四俪六之对仗是否工整，平仄是否和谐，主要看对策的内容是否于施政有所裨益。如果时务策不合格，专业考试通过了，也不予录取。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权知贡举赵上交上奏说："九经举人元帖经一百二十道，墨义二十道，今欲罢帖经，于诸经墨义对一百五十道。五经元帖经八十帖，墨义二十道，今欲罢帖经，令对墨义一百道。"被朝廷采纳。25年前刘英甫九经帖经90道，这时赵上交增加到120道；刘英甫那时只口头回答两部儒经的大义20道，这时变成笔试各部经典的大义共150道，这哪能写得过来？五经、学究一经的考试份量也相应增加。可以想象，这个方案很难操作。当年八月刑部侍郎徐台符出任权知贡举，便上奏推翻了赵上交的提议，说："九经请都对墨义六十道，其帖经、对策，依元格（依照原来格令的规定）。五经亦请对墨义六十道，帖经、对策依元格。"（《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科目杂录》）关于学究一经科的考试，天成五年（930）二月规定"不念书，试墨义三十道"，清泰二年（935）改为"依旧念书并注十道"，后来加试墨义十道。广顺三年（953）改为"念书二十道，对义五十道"。显德二年（955）五月，规定《周易》、《尚书》两部经书算作一科，"每经对墨义三十道，仍问经考试。《毛诗》依旧为一科，对墨义六十道。"（《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这些诏令贯彻执行后，明经类考生的质量恐怕依然不会大幅度提高，参照进士科考生的情况，五代时期全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就是那么一个状况。
4．常举其它科目
五代的常举科目，除了进士科和明经类科目，还有童子科、明法科、明算科、道举科、百篇科，但不是经常设置，规模也很小。
童子科选拔所谓神童，会背诵若干儒家经书即可，不管是否理解其含义。国家开科取士，目的在于选拔文职官吏和专业人才，让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文化、科学领域中立刻发挥作用，儿童哪会干这些事！因此，国家设立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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