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只具备吸引和转移一部分人的注意力的象征意义，实际上并不真正予以重视。根据文献的记载，没有发现后梁设置童子科，后唐才恢复设置，而且随意践踏。天成四年（929）大年初一，唐明宗在开封崇元殿受朝贺，幽州（驻今北京市）节度使赵德钧趁着拜年的喜庆气氛谋取私利，奏称："臣孙赞年五岁，默念《论语》、《孝经》，举童子，于汴州取解就试。"唐明宗为了拉拢这位藩镇节帅，置国家制度于不顾，下诏说这位幼童是都尉的儿子、太尉的孙子，能够念诵儒家经书，体现出优良的家教门风，因此决定："不劳就试，特与成名。宜赐别敕及第，附今年春榜。"（《旧五代史》卷四十《唐明宗纪六》）唐代童子由各地官府上表举荐来京师应试，而后唐同光二年（924），郭忠恕等九位童子来洛阳应试，均是旧例"表荐"童子，其家状内却被地方官府注上进士、明经那样的"乡贡"字样。第二年五月，唐庄宗下敕批答礼部贡院的上奏，索性将童子改"表荐"为"乡贡"，说："其童子则委本州府依诸色举人例，考试结解送省，任称乡贡童子，长吏不得表荐。"八月即布告天下各州府："不得表荐童子。"（《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天成三年（928）七月，唐明宗下《严定童子科场敕》，批评近年各道解送来的童子，皆不符合国家规定，"或年齿渐高，或精神非俊，或道字颇多讹舛，或念书不合格文"。规定此后诸道州府"如公然滥发文解，略不考选艺能，其逐处判官及试官并加责罚"。责成贡院对各地解送来的童子严格考察，"须是年颜不高，念书合格，道字分明，兼无蹶失，即放及第"。（《全唐文》卷一百零九）天成五年八月，唐明宗下敕，又将童子由"乡贡"改回"表荐"，说："其童子，准往例委诸道表荐，不得解送。"并规定每年录取不得超过十名，所念的书必须全部是儒家正规经典，不得以各种零碎文书来虚凑卷数，虽然及第，年幼不具备办公能力，首次所授官职不得是实质性的官职，须经过十一选方可授"亲人官（亲自临民治事的职务）"。（《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一《贡举部·条制三》）长兴四年（933）三月，童子科考生阎惟一等39人进状，抱怨每次录取仅十人，实在太辛苦，请求增加名额。于是这一年录取二十名，并声明下不为例。第二年定为录取15名，稳定了四五年。后晋天福五年（940）四月，礼部侍郎张允上奏说："国家悬科待士，贵务搜扬，责实求才，须除讹滥。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名成贡部，身返故乡，但克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请停废。"于是晋高祖下敕废除童子科。开运元年（944）八月，晋出帝下诏指出，自从废除童子科，"损益之机未见，牢笼之义全亏"，"庶臻至理，用广旁求"，因而童子科"今后复置"。（《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八《选举志》）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权知贡举赵上交建议提高考试要求："童子凡念书二十四道，今欲添念书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被采纳施行。显德二年（955）五月，知贡举窦仪又提议废除童子科，上奏说："其童子科请依晋天福五年敕停罢，任改就别科赴举。"（《五代会要》卷二十三《童子》）被采纳施行。在此后五代最后四年里，童子科再也没有恢复。童子及第，年龄还小，长大后还可以参加别的科目的考试。《赵凤墓志》说："初，童子及第，再修三传业。仲尼（孔子）之经（《春秋》由孔子编订），丘明之传（相传《左传》是左丘明所作），莫不研精覃思，索引钩沉。诣贡闱，数上不捷。"（《千唐志斋藏志》第1234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赵凤后来选择的科目是明经类的《春秋》三传科，其路数是童子科背诵儒家经典的延伸。志文谀墓，吹他水平如何高，但多次赴贡院考试，都没被录取。
明法科选拔精通律令的专职人才，为国家的法治活动服务。明法科的恢复也在后唐时期。天成三年（928）十一月，大理寺（最高法院）长官萧希甫建议恢复律学和明法科，说："臣闻禁暴乱者莫先于刑律，勤礼义者无切于《诗》《书》。刑律明则人不敢为非，礼义行则时自然无事。今《诗》《书》之教则业必有官，刑律之科则世皆莫晓。近者大理正宋昇请置律学生徒，虽获上闻，未蒙申举。伏乞时（应作特）颁诏旨，下付国庠（国子监），令再设此科，许其岁贡。仍委诸州各荐送一两人就京习学，候至业成，便放出身，兼许以卑官却还本处。则率土之内，尽会刑书，免误触于金科（犯法），冀咸遵于皇化。"长兴二年（931）六月，刑部员外郎和凝再次建议："臣窃见明法一科，久无人应，今应令请减其选限，必当渐举人。谨按《考课令》，诸明法试律令十条，以识达义理、问无疑滞者为通。所贵悬科待士，自勤讲学之功；为官择人，终免旷遗之咎。况当明代，宜举此科。"唐明宗下敕说："宜升明法一科同开元礼，选数兼赴举之时，委贡院别奏请，会刑法试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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