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格例考试。"(《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杜文玉认为萧希甫的建议"并未引起重视","和凝再次提出","这才得以设置"。(《五代十国制度研究》第6页)但这样解释,和凝"明法一科,久无人应"的说法便无从落实。仔细玩味上述资料,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萧希甫的建议当时即被采纳,次年开始设置明法科招生,三年过去了,无人前来应试。于是和凝建议对该科出身的人实行政策倾斜,让他们比其余官员减少考课次数即能升迁,并增加录取人数,以吸引考生报考。唐明宗采纳,遂将明法科提升到与开元礼科一样高的地位,录取名额与开元礼科相当,至于考试的时间和减少多少考课次数,先由贡院拿出一个方案,专业考试内容限定在律令格式的范围内,由刑法部门的官员担任考官。后晋对明法科出身的官员继续实行优惠政策。天福六年(941)六月,晋高祖下敕说:"明法一科,今后宜令五选集合格,注官日优与处分。"后周广顺三年(953)正月,赵上交奏请对明法科的专业考试进行改革,说:"明法元帖律令各十五帖,对义二十道。今欲罢帖律令,试墨义六十道。"当时被采纳。但当年八月即被徐台符推翻,恢复原来办法:"却准元格帖律令各十五帖,对墨义二十道。"(《五代会要》卷二十三《明法》)专业以外,还要考时务策。五代时期明法科所以缺乏吸引力,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刑法官员的处境息息相关。五代乱世,律令格式形同虚设,刑法官员处在政治生活的边缘化状态,没有业绩可供考课,升迁受阻,谁愿意干这份差事?
明算科选拔数学人才,道举科选拔熟悉道家典籍的人才,百篇科选拔写作人才。这几科短暂设置,长期废弃。后唐天成五年(930)五月,唐明宗下敕说:"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宜停废。"后来短暂恢复过,到后晋天福五年(940)四月,晋高祖又下敕说:"明经(二经)、童子、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并停。"(《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贡举部·条制四》)
5.制举
五代半个多世纪,不像唐代那样几乎年年设置制举,只在后周显德四年(957)八月,由兵部尚书张昭上疏提出设置制举的建议,十月周世宗下诏,第二年开始实行。这份《兴制举制》说:"制策悬科,前朝盛事,莫不访贤良于侧陋,求谠正于箴规,殿庭之间,帝王亲试。其或大裨于国政,有益于时机,则必待以优恩,縻之好爵,拔奇取异,无尚于兹。得人者昌,于是乎在。爰从近代,久废此科。怀才抱器者郁而不伸,隐耀韬光者晦而莫出。遂使翘翘之楚,多致于弃捐;皎皎之驹,莫就于縻絷。遗才滞用,阙孰甚焉。天下诸色人中,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者,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其逐处州府依每岁贡举人试例,差官别考试,解送尚书吏部,仍量试策论三道,共三千言以上。当日内取文理俱优、人物爽秀者,方得解送,取来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许上表自举。"(《全唐文》卷一百二十五)这里提到所设制举只有三科,和唐代一百来个制举科目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设置,目的在于选拔道德高尚、目光敏锐、胆大敢言的官吏,来发现朝政失误,纠正时弊。经学优深可为师法科的设置,目的在于选拔精通儒家经典的奥学硕士,来推动国家的文治和改善社会的风气。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科的设置,目的在于选拔精明能干的行政人员,来提高行政水平和办公效率,带动社会的教化。这三科是由吏部负责考试录取的,不限制考生的身份和地区,地方上的考生要像常举乡贡一样考试选拔,所考为时务策,然后解送到京师开封。
开设制举只有一两年,后周就亡国了,五代时期随之结束,北宋开国。这三科虽然设置时间短暂,对宋代的制举还是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清初顾炎武评论说:"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景德(宋真宗年号,1004-1007)增为六科,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以后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六《制科》,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可见后周这三科虽然没有唐代的科目繁多,但比较精粹、实用。
6.五代朝廷在中原举办科举活动的意义
科举活动从唐初到五代结束,绵延三个半世纪,长安、洛阳、开封三座都城先后成为举办科举活动的必选或首选阵地。科举制从而经历了初具规模到逐渐完善定型的过程,终于成为常设不衰的制度,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然而令人悲哀的是,五代时期的科举考试内容和唐代相对照,不过是比葫芦画瓢而已,照例是对儒家经典和注疏的死记硬背,对几部史书的掌握,对开元礼的记忆和领会,对以《唐律疏议》为蓝本的律令的理解,对几部陈旧数学教科书的运用,至于诗赋杂文、时务策,也没有翻出新花样。这表明三百余年间,人文学科、科学技术等方面都没有多大进步,这是社会长期迟滞发展的反映,也是社会结构稳定的表现。
尽管这样,当我们看到五代朝廷在首都洛阳、开封举办科举活动,十国割据政权考生纷纷前来应考,我们便不得不从历史发展的大势来估价中原科举活动的意义,来考察产生、保存、延续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中原不同地区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研究这两个问题,只有展开历史的进程,结论才能醒豁。这里先上溯到前代,做点逆向考察。匈奴贵族刘渊,幼年曾随上党人崔游学习经史百家和孙吴兵法,后以任子身份长住西晋首都洛阳,交游汉族官僚。他曾说:"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晋书》卷一百零一《刘元海载记》)随何、陆贾是西汉著名的谋臣,周勃、灌婴是西汉著名的武将。刘渊自诩文武双全,高出他们一筹,足证洛阳作为东汉、曹魏、西晋的首都以来,所保留的中原传统文化,对游牧族的熏陶、改造作用。南北朝时期,北方是少数族统治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政策,使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各少数族迅速走上封建化道路,被汉族和汉文化同化。萧梁政权的陈庆之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啧啧称叹道:"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洛阳伽蓝记》卷二)这表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产生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地区,汉文化的统治地位和生命力,得到南北各族人民的承认和肯定。
现在再看五代以来的情况。五代时期建立朝代的突厥别部沙陀族统治者,在中原被汉化,行事依据中原典章制度,但依然保留着一些胡风。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唐明宗在洛阳白司马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又在开封"祭蕃神于郊外"。这都没有受到人们的非议。但十月份一件事则不一样。青州(驻今山东青州市)节度使霍彦威派人赴开封向唐明宗进献箭一对,以祝贺平定开封朱守殷的叛乱,唐明宗赐给他箭一对。当时史官批评道:"传箭,番家之符信也,起军令众则使之。彦威本非蕃将,以臣传箭于君,非礼也。"(《旧五代史》卷三十八《唐明宗纪四》)后晋天福七年(942),晋高祖死亡,继任的晋少帝派遣右骁卫将军石德超等人,"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西山扑祭,用北俗礼也"。(《旧五代史》卷八十一《晋少帝纪一》)此后的沙陀族政权后汉,不再祭祀蕃神,也没再行用蕃族礼制。这表明民族传统文化占主导地位,对进入中原的少数族具有同化作用。北宋继后周之后,仍以开封为东京,但宋太祖一直想迁都洛阳,直到开宝九年(976)巡幸洛阳,还有这个想法。他说:"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由于大臣们不同意迁都,他只好表示"姑从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金占领开封,灭掉北宋,南宋人的诗词在描述开封沦陷和北上抗金收复失地时,却喜欢以洛阳和河洛作为代指。文及翁《贺新郎·西湖》说:"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黍离》是《诗经·王风》中的一篇,古人认为西周灭亡之后,一位大夫偶然路过故都镐京,见宗庙宫室荡然无存,原址已成一片农田,长满庄稼,不禁彷徨感伤,作了这首诗。镐京即西安,与洛阳不相干,文及翁用这一典故代指北宋灭亡,开封沦陷、衰败。其实,他原本可以用合乎平仄要求的其它词汇来替换"洛阳",而直说开封,诸如泛指可用京师、京华、帝城,特指可用东京、汴京,代指可用梁园、夷门,甚至长安,等等。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说:"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河洛与燕幽对举,两者所指地区不同。他的《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却只说:"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这里若改"清河洛"为"收河朔",平仄韵部皆合。河朔地区在河洛地区以北,泛指黄河以北地区。在唐代,安禄山在幽州起兵叛乱,杜甫《壮游》诗便说:"河朔风尘起";唐廷接受叛乱将领投降,安排为藩镇节度使,幽州(卢龙)藩镇和另外两个河北、山东的藩镇统称为河朔三镇。由此可知,河朔的概念包括幽燕在内。岳飞若说"收河朔",自然包含了"清河洛"的意思。同样,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说:"河洛腥膻无际";方岳《水调歌头·平山堂用东坡韵》说:"醉眼渺河洛,遗恨夕阳中。"可见他们宁说"洛阳",不说开封,宁说"河洛",不说河朔,足证洛阳和河洛地区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超过了中原其它地区,这是历史形成的惯势使其然的。
在五代分裂时期,中央政权的首都洛阳、开封都是产生和保存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心城市,其余任何割据政权的都城都不具备同它们平起平坐或平分秋色的资格。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必须具备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因素。中华民族一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亡种"。这个共同地域上的政治格局始终遵循着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运动轨迹而没有"亡国"。"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具体到中华民族来说,便是汉民族传统文化,这一因素对于中华民族的绵延不断和各朝代延续中国政权所起的作用实在是太大了,因而也没有"亡教"。以这个视角看待五代时期中央政权在洛阳、开封举办科举活动,便能发现它的超常意义。中原的科举活动吸引五代十国各政权的考生前来参加,使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和教师投身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学和考试中,民族文化成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支柱,也成了维系中华民族的统一和传承的纽带,必然会产生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中央政权发挥历史前进的主导作用,为五代之后祖国的再度统一提供推波助澜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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