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所败裂，国势日弱，方镇日强，宦寺虽握兵，转不得不结外藩为助。于是韩全诲等劫天子迁凤翔，倚李茂贞。致朱全忠攻围逾年，力穷势迫，帝与茂贞乃杀全诲等四人、韦处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杀小使李继彝等十人。城门既开，又杀中官七十余人，全忠又令京兆诛党与百余。既还京师，遂尽杀第五可范以下八百余人，哀号之声闻于路。诸道监军亦即所在赐死。盖不减东汉末之诛宦官，至有无须而误死者。唐室宦官之局至此始结，而国亦亡矣。宋景文谓灼木攻蠹，蠹尽而木亦焚也。而抑知其始实由于假之以权，掌禁兵，管枢要，遂致积重难返，以至此极也哉！ ○中官出使及监军之弊 中官出使及监军，累朝皆有之，然其害亦莫有如唐之甚者，小则索贿赂，大则酿祸端。今就《新》、《旧唐书》案之。《高力士传》，是时中人出使，或修功德，市鸟兽，使还，所获动巨万计。京师甲第名园，良田美产，占者什六七。此犹不过藉禁近之势以黩财也。安禄山将反，杨国忠等力言于帝前，帝使宦官辅ギ琳觇之，得厚赂归，言禄山不反，于是禄山益得征缮称兵矣。封常清在东都战败奔陕，劝高仙芝退守潼关，中人边令诚奏其败退状，而二大将同日受戮矣。仆固怀恩负气诉冤，代宗使中人骆奉先谕之，奉先不受宴，窃马驰归，而怀恩以疑惧而决反矣。李宝臣方奉命讨田承嗣有功，代宗使中人马承倩劳之，宝臣赠绢少，承倩讠句而掷于途，宝臣顾左右有惭色，于是转与承嗣连衡拒命矣。德宗晚年，姑息藩镇，每帅守物故，必先遣中使往觇军情，其副贰有物望者，辄厚赂使之保奏，德宗因而授之，由是节度使之除拜亦出其口矣。武宗讨泽潞时，太原将杨弁激众叛，武宗使中人马元贯往谕，得其贿归，言太原有十五里明光甲，不可讨，赖李德裕折之，始语塞，是转为叛者胁授旄节矣。此中官出使，徒纵其纳贿，而无益于国事，且反以酿祸者也。又有中使监军之弊，自开元、天宝间讨吐蕃诸国，已有宦者监大将之军，至鱼朝恩为观军容使，邙山之战，李光弼欲据险而阵，朝恩令阵于平地，遂致大败。（《光弼传》）据裴度、韦皋、李德裕等所奏，大概监军者先取锐兵自卫，懦者出战，战胜则先报捷，偶恤则凌挫百端，侵挠军政，将帅不得专主。每督战辄建旗自表，小不胜则卷旗去，大军往往随之奔北。故刘辟之叛，杜黄裳请不用监军，专委高崇文讨之。然白居易疏谓，韩全义讨淮西，贾国良监之。高崇文讨蜀，刘贞亮监之。是黄裳虽奏，而监军仍未撤也。（《居易传》）裴度讨吴元济，始奏去监军，主将得专兵柄，法令既一，战皆有功，遂平淮蔡。（《度传》）其后会昌中讨刘稹，李德裕亦奏监军不得干军事，每兵百人听以一人为卫，由是号令精整，遂平泽潞。（《德裕传》）观此则中使监军有害无利，昭然可见。此犹是临战时用以监察，尚有说也。其寻常无事时，各藩镇亦必有中使监军。如陆长源死，监军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刘全谅入汴，以靖其乱。（《长源传》）王承宗死，诸将请王承元主留务，承元曰：“天子使中贵人监军，当与议。”监军以众意赞之，承元乃受。（《承元传》）是亦未尝无靖难解纷之益，然其中贤者百不一，而恃势生事之徒踵相接也。在河朔诸镇者即不能制其叛乱，徒为之请封请袭，而在中州各镇者则肆暴作威，或侵挠事权，或诬构罪戾。姚南仲帅郑滑，为监军薛盈珍诬奏，有裨将曹文洽不平，杀其奏事者而自刎，以明南仲之枉。南仲入朝，德宗曰：“盈珍扰军政邪？”南仲曰：“如盈珍者，在在有之，虽羊、杜复生，不能治军理人也。”（《南仲传》）洪州监军诬奏刺史李位谋逆，追赴京，付仗内讯，赖薛存诚力请付外，始得白。（《存诚传》）杨于陵帅岭南，为监军许遂振诬奏，宪宗即令贬于陵官，赖裴谏，始改吏部侍郎。（《传》）此牵掣藩臣之弊也。监军王定远有德于节度使李说，军政皆专决，将吏悉自补授。以田宏代彭令茵，令茵不伏，定远即斩之，埋尸马粪中，家人请尸不得。说奏之，定远抽刀刺说，说走而免。（《说传》）刘承偕监泽潞军，侮节度使刘悟，三军愤噪欲杀承偕，悟救而免。穆宗问裴度何以处之，度奏惟有斩承偕耳。（《度传》）此激变军士之弊也。严绶在太原，军政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后入朝，适赐食廊下，有中使马江朝来赐樱桃，绶在镇时曾识江朝，至是不觉屈膝。（《绶传》）可见监军之积威肆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因记宦官掌兵承旨之祸，而并及出使、监军二事，亦前代得失之林也。 ○唐宦官多闽广人 唐时诸道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如高力士，本高州冯盎之后，岭南讨击使李千里进之。后吐突承璀及杨复光皆闽人，时号闽为中官区薮。咸通中，杜宣猷为闽中观察使，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时号为“敕使墓户”。（《宣猷传》） ○唐节度使之祸 唐之官制，莫不善于节度使。其始察刺史善恶者有都督，后以其权重，改置十道按察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号，此文官之统州郡者也。其武臣掌兵，有事出征，则设大总管，无事时镇守边要者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之官由此始。然犹第统兵，而州郡自有按察等使司其殿最。至开元中，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统此数州，州刺史尽为其所属，故节度使多有兼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之势日强。安禄山以节度使起兵，几覆天下，及安、史既平，武夫战将以功起行阵，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大者连州十数，小者犹兼三四，所属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尝请命于朝，力大势盛，遂成尾大不掉之势。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天子力不能制，则含羞忍耻，因而抚之。姑息愈甚，方镇愈骄。其始为朝廷患者，只河朔三镇，其后淄青、淮蔡无不据地倔强。甚至同华逼近京邑，而周智光以之反。泽潞亦连畿甸，而卢从史、刘稹等以之叛。迨至末年，天下尽分裂于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推原祸始，皆由于节度使掌兵民之权故也。自宋以文臣知州事，历代因之，遂无复弱干强枝之患。宋太祖及赵普之计虑深矣，而议者徒谓宋之弱由此，是但知御侮力薄，不足以自强，而不知消患于未萌。苟非外有强敌，内有流寇，则民得安耕牧，不至常罹兵革之苦，其隐然之功，何可轻议也？ ○诸方镇各擅土地，赋税足以养军，乃朝廷用之讨叛，则一出本境，即须朝廷给以衣粮，此国力所以困于用兵也。讨王廷凑时，诸镇兵十五万，才出境即仰度支，乃置南北供军院。由度支转运，往往多为贼所截，不得至院。（《廷凑传》）讨李同捷时，诸军在野，朝廷特置供军粮料使，日费{宀浸}多。诸帅每有小捷，辄张其数以邀赏，实欲困朝廷而缓贼也。缯帛征马，赐之无算。（《同捷传》）刘总出军讨王承宗，取其武强县，遂持两端，以利朝廷赏赐。（《刘总传》）其实心为国者惟李，以淮南兵二千讨李师道，粮饷未尝仰给于有司。（《传》）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亦自备五月粮。（《智兴传》）朝廷皆特褒之。伐叛讨逆，国家固不可惜费，而如唐之骄藩镇，则国力为之敝，而贼势亦益以张。故讨李师道时，魏博田弘正请自黎阳渡河，裴度以为不可，曰：“黎阳渡河，既离本界，便至滑州，徒仰度支供馈，不如且在河北养威。俟霜降后，于扬刘渡河，即可直抵郓州贼境也。”（《度传》）讨刘稹时，李德裕亦奏言：“向来朝廷伐叛，兵才出界，便费度支供饷，故逗挠以困国力。或密与贼通，取一县一栅，以为胜捷，所以师出无功。令当今王元逵、何弘敬只取州，勿取县。”未几，果平贼。（《德裕传》）此亦伐谋之术也。 ○方镇骄兵 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而是。盖藩帅既不守臣节，毋怪乎其下从而效之，逐帅杀帅，视为常事。为之帅者，既虑其变而为肘腋之患，又欲结其心以为爪牙之助，遂不敢制以威令，而徒恃厚其恩施，此骄兵之所以益横也。今就《新》、《旧书》各传观之，《刘玄佐传》，汴军自李忠臣以来，士卒骄甚，至玄佐益厚赏赐，故百姓重困。其后杀大帅，肆抄劫，皆狃于利而然也。《李质传》，汴军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屈。《郗士美传》，泽潞自卢从史以来，日具三百人膳以食牙兵。《王式传》，徐州自王智兴召募凶豪之卒二千，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后渐骄，节度使姑息不暇。田牟镇徐州，与之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饫以酒食，祁寒暑雨，攸镀盈前，然犹喧噪，动谋逐帅。温璋来为节度，士卒素闻其严，皆忧疑。璋开诚抚谕，终不释，给以酒食，未尝沥口，不期月遂逐璋。适王式以义成、忠武军破浙东贼仇甫而归，上即以式来镇徐，徐卒颇惧。居三日，式劳两镇兵使还，既擐甲执兵，即令围骄卒尽杀之，凡三千余人，由是凶徒尽殄。又《温造传》，兴元军杀节度使李绛，诏造为节度使，途遇征蜀兵回，造谕以自从。至则大宴，问兴元军杀绛状，即令征蜀兵尽杀之，凡八百余人。以百级祭绛，三十级祭死事官，余投之汉江。盖骄之极至于肆无忌惮，则亦不得不草而禽之矣。然主帅有能以正自持，亦有不恃杀戮而能靖之者。李质为汴军兵马使，以日给二千人食为多费，会新帅韩充将至，质曰：“若俟韩公至，顿去二千人食，人情必怨。”乃停日膳而迎充。郗士美以泽潞日给牙兵三百人食为非法，曰：“兵卫，牙职也，安得广费。”遂罢之。而二军亦未有敢鼓噪者，此又在乎主将之足以服人也。 ○盗杀宰相有二事 唐代盗杀宰相有二事，一元和十年，盗杀武元衡，刺裴度，伤而免；一开成三年，盗射伤李石，以马逸得脱。按元和中，朝廷讨吴元济，而王承宗请赦之，使人白事中书，颇不恭，元衡叱去。未几，元衡早朝，出靖安里第，夜漏吸丁，贼乘暗呼曰灭烛，射元衡中肩，又击其左股，徒御格斗不胜，皆骇走，遂害元衡，批颅骨持去，逻司传噪，盗杀宰相，连十余里，达朝堂，未知主名，少顷马逸归，乃审知。（《元衡传》）裴度出通化里，盗三以剑击度，初断靴带，次中背，才绝单衣，复微伤其首，度堕马，会度带毡帽，故疮不至深。贼又挥刃追度，度从人王义持贼，连呼甚急，贼断义手而逸。度已堕沟中，贼谓度已死，乃舍去。（《度传》）是日，宪宗骇悼，罢朝哀恸，诏金吾府、县大索，或传言曰，无搜贼，穷必乱。又投书于道曰：“毋急我，我先杀汝。”许孟容言于帝曰：“国相横尸路隅而盗不获，为朝廷辱。”帝乃下诏，能得贼者赏钱千万，授五品官，积钱东、西市以募告者。”于是神策将王士则、王士平等捕得张宴等十八人，言为承宗所遣者，皆斩之。（《元衡传》）时王承宗、李师道皆遣人在京窃发，断陵庙之戟，焚刍稿之积。未几，东都防御使吕元膺执李师道留邸贼门察、訾嘉珍，自言始谋杀元衡者，会宴先发，故籍以告师道而窃其赏。帝令密诛之。（《元膺传》）而《李师道传》则谓察、嘉珍即害元衡者，后田弘正诛李师道，阅其簿书，果有赏杀元衡之款。（《张弘靖传》）此元和中事也。文宗遭甘露之变，宰相王涯等皆为宦官仇士良所杀，遂以李石为相。石持正立朝不少贬，朝廷赖之。石居亲仁里，将曙入朝，盗发于尚父郭子仪宅，引弓追及，矢才及肤，马逸而回，盗已伏坊门，断石马尾，石竟以马逸得还私第。上闻骇愕，是日京师大恐，常参官入朝者九人而已。已而知仇士良遣人所为也，帝亦知之，而无可如何。石遂乞罢相去，此开成中事也。而开成之贼终不得。盖元和系藩镇遣人窃发，故神策将士得捕诛之，开成则宦者所为，而神策军即宦官所掌，故不能得贼也。 ○六等定罪三日除服之论 安禄山之变，唐臣贵如宰相陈希烈，亲如驸马张，皆甘心从贼，颜为之臣，此即处以极刑，岂得为过。乃广平王收东京后，希烈等数百人押赴长安，崔器定仪注，陷贼官皆露头跣足，抚膺顿首于含元殿前，令扈从官视之，并概请诛死。李岘争之，谓非维新之典，伪官内或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概处极法，恐乖仁恕，况残寇未平，尚多陷贼者，若尽行诛，是益坚其从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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