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乃议六等定罪。（《器》、《岘》等传）《旧书》谓岘此奏全活无算，《新书》亦谓因此衣冠更生，贼亦不能使人归怨天子，皆岘力也。是皆以器为过当，岘为持平。案是时萧华自贼中归，奏云，仕贼官有为安庆绪驱至河北者，闻广平王宣恩命释放，皆相顾悔恨。及闻崔器议刑太重，众心又摇。（《器传》）李勉亦奏肃宗曰：“元恶未除，点污者众，皆欲澡心归化，若尽杀之，是驱天下以资凶盗也。”由是全活者众。盖当日时势或有不得不从轻典者，然一时权宜，用以离携贼党则可，若竟以岘所奏为正论则非也。堂堂大一统之朝，食禄受官，一旦贼至，即甘心从贼。此而不诛，国法安在！乃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何也？又如代宗崩，遗诏，吏民三日释服。常衮以为吏者府史之类，固当与庶民同例，至朝臣则宜以二十七日为准。崔甫谓吏即指官僚而言，百官皆当三日除服。夫大行甫殡，遏密方深，虽有遗诏，臣子何忍遽行即吉，常衮之议，自是正论，而当时又无不是甫而非常衮者。盖自六朝以来，君臣之大义不明，其视贪生利己背国忘君已为常事。有唐虽统一区宇已百余年，而见闻习尚犹吸丁改，颜常山、卢中丞、张睢阳辈，激于义愤者，不一一数也。至宋以后，始知以忠义为重，虽力所不及者，犹勉以赴之，岂非正学昌明之效哉！ ○间架除陌宫市五坊小使之病民 德宗初用杨炎为相，定两税之法，天下受其利。初唐制租庸调法，自开元以来，不为版籍，丁口转死，田亩换易，贫富升降，悉非向时，而户部岁以空文上之。又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事夷狄，戍者多死，边将讳不以闻，故贯籍不除。王钅共为户口使，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隐课不出，乃案旧籍，积三十年责其租庸，民遂大困。至德后，天下兵起，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百姓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为奸，富人丁多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托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天下尽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杨炎乃请为两税法，凡百之费，先度其数而赋于民，秋夏两入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以大历十四年为准而均收之。天下果便之。（《炎传》）是帝颇能用人理财，稍纾民患矣。乃后因用兵河南、北，月费百余万缗，听卢杞、赵赞等计，守商贾本钱过千万者，贷其余以济军，军罢取偿于官。乃令京兆暴责大搜，疑占列不尽则笞掠之，人自经者相望，然仅得八十万。又质库及储粟者，四贷其一，亦仅至二百万，而市已皆闭肆。于是设间架除陌之令，屋二架为间，上者二千，中千，下五百，吏执筹入室计之，隐不尽者，二架即抵罪，告者以钱五万赏之。其公私贸易，旧法率千钱算二十，乃请加至五十，主侩注所售入其算，其自相市者令自言，有隐不尽，率千钱没二万，告者以万钱赏之。由是主侩得操其权，告讦纷起，上所入不得半，而恨诽之声满天下。及泾师乱，呼于市曰：“不夺尔商人僦质矣！不税尔间架除陌矣！”于是帝奔奉天，长安失守。李晟收京，始归宫阙。是亦可稍鉴前车，以求民莫，乃又用裴延龄、李实等，横征百出。延龄诡言，左藏乾隐二千万，请置别库为羡余，以充天子私费。乃大搜市廛，夺所入进献，以实其言。逮捕匠徒，迫胁就功，号曰“敕索”，弗酬其直，名曰“和雇”，弗与之庸。（《延龄传》）李实为京兆尹，暴敛苛索，民不聊生，优人成辅端戏作诽语曰：“秦地山河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谓民皆卖田屋以输赋也。实奏劾以贱工谤国，杀之。（《实传》）此朝官之以掊克为事也。又听宦官主宫市，置数十百人，阅物廛左，谓之“白望”，无诏文验核，但称“宫市”，则莫敢谁何？大率与直，十不偿一，又邀阍闼所奉及脚直，至有重荷趋肆而徒返者。有民卖一驴薪，宦人以数尺帛易之，又取它费，且驱驴入官。民愿纳薪辞帛而去，不许，民恚曰：“惟有死耳！”遂击宦者。有司执之以闻，帝黜宦者，赐民帛十匹，然宫市不废也。谏臣交章论，皆不纳。京兆吴凑奏，宫中所须，责臣可办，不必差宫使，亦不报。会张建封入朝言之，始稍戢。（《建封》、《凑传》）且不特此也，又听宦官纵五坊小使，肆毒于外。每岁秋，案鹰犬于畿甸，所至邀索供馈。小不如意，至张罗纲于民家门及井，不令出入汲井水，曰惊我供奉鸟雀。又群聚于酒食家肆饮啖，将去，留蛇一箧，诫之曰：“吾以此蛇供鸟雀，可善饲之，无使饥渴。”主人重赂之，乃肯携蛇去。（《裴度传》）县令崔发闻门外喧斗声，吏白五坊小使击百姓，发命吏捕之，时已曛黑。天子闻之怒，收发系狱。御楼之日，囚发鸡竿下，有内官五十余人持杖殴发，破面折齿，诏囚皆释，而发不放。李渤具疏极论之。（《渤传》）德宗非甚暗，乃纵其下虐民至此，盖由于天资好利而喜昵小人，其流毒遂至于此也。 ○豪宴 大历二年，郭子仪入朝，代宗诏赐软脚局，宰臣元载、王缙、仆射裴冕、第五琦、黎干等，各出钱三十万，宴于子仪之第。时田神功亦朝觐在京，并请置宴，于是鱼朝恩及子仪、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于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子仪传》）亦可见是时将相之侈也。 ○名父之子多败德 房、杜为唐一代名臣，而玄龄子遗爱，如晦子荷，皆以谋反诛。上官仪赞高宗废武后，事不成被诛，而其孙女婉儿没入宫，附武后为所宠，又助韦后为逆。狄仁杰子景晖官魏州，以贪暴为民所恶，并毁仁杰生祠。宋直声震天下，而其子浑等流荡无行，为物议所薄。李泌为贤相，而其子繁乃党于裴延龄，阳城劾延龄，属繁书疏稿，繁即默识以告延龄，使得先奏。此皆名父之子而败德坠其家声，不可解也。惟李义府附武后，而其子湛乃与张柬之等诛张易之兄弟，可谓能干蛊者。李世将死，谓其弟弼曰：“我见房玄龄、杜如晦、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亦望垂裕后昆，并遭痴儿，破家迭丁。我子如有操行不伦者，急即打杀，然后奏闻。”其望子保家之心可谓切矣。然世附武后，以固位保门户，而其子敬业起兵讨武后，被族。虽不能保家，亦可谓能雪先人之耻者。 ○李子孙 李子孙，《旧书》本传谓，子敬业，起兵讨武后，既败死，坐夷族，而其子孙有逃入吐蕃者。贞元中，有蕃将徐舍人掠延州，谓僧延素曰：“我本英公五代孙也，遭武后之变，吾祖举义不成，子孙流落，如此三世矣。虽代居职任，而思本之心未尝忘。”是世子孙无复有在中国者。然《卫次公传》，次公为兵部侍郎，故英公李、大理卿徐有功之孙，皆有累不得调次，公曰：“子之祖勋在王室，宁限常格乎。”即优补之。是之后人仍有仕于唐者。 ○安禄山执送京师之事 《张九龄传》，范阳节度张守以裨将安禄山讨奚契丹败衄，执送京师，请行朝典。九龄判云：“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宫嫔。守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上特舍之。九龄奏禄山面有反相，请因罪诛之。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误害忠良。”遂放归。是禄山以罪送京，实有其事。然考《张守传》，并无此事。（《新》、《旧书》皆同。）《禄山传》亦但云，禄山败当斩，禄山呼曰：“公不欲灭两蕃耶，奈何杀壮士！”守遂宥之。后以其捉生多获，拔为裨将，并养之为子。（《新》、《旧书》亦同。）是亦无执送京师之事也。是时大将生杀在手，欲杀则杀，即不杀而宥之，何又送京请行朝典？疑此乃传闻之讹，非实事也。然禄山反后，玄宗在蜀，思九龄之先见，下诏褒赠，诏词有云：“先觉合于蓍策。”即指此事也。又刘禹锡贬逐在外，以逐臣不得与善地之例，系九龄为相时所奏，故追怨之，谓：“曲江能识胡雏有反相，足为名臣。然迄无后，岂非建言禁锢逐臣之报耶？”是禄山送京当斩被赦，又系当时共见共闻之实事矣。 ○睢阳殉节尚有姚り 睢阳之难，张巡、许远，固千古共知，其次则南霁云、雷万春，尚在人口，而不知殉难者尚有姚り也。り本姚崇之从孙，与巡、远同守。据《旧书》本纪云，尹子奇陷睢，害张巡、姚り、许远，是り尚叙在远之上。《新书》本纪亦云，安庆绪陷睢阳，太守许远、张巡、郓州刺史姚り、左金吾卫将军南霁云皆死之。是本纪皆有り也。即《新》、《旧书》《巡传》内亦称与り同被执见杀，《远传》内又称与り同守经年，巡、远传后又皆有《り传》。未死之前，诏拜巡御史中丞，远侍御史，り吏部郎中。既死之后，诏赠巡扬州大都督，远荆州大都督，り潞州大都督。是三人者同守城，同殉难，同加官，同赠恤，无一不同，而今但传巡、远二人，り则莫有举其姓氏者，岂所谓幸不幸耶。案巡、远并传本始于韩愈，而《新书》《巡》、《远传》末谓睢阳人至今祠享，号双庙云，则称巡、远为双忠，而不及り者，自唐已然，或守城之功稍逊故耶？然既同死于守城，而身后名迥异，未免向隅，故特表而出之。案巡遣南、雷二将败贼宁陵时，尚有别将二十五人，石承平、李辞、陆元、朱、宋若虚、杨振威、耿庆、马日升、张维清、廉坦、张重孙、景趋、赵连城、王森、乔绍俊、张恭默、祝忠、李嘉隐、翟良辅、孙廷皎、冯颜，（见《新书 巡传》，余四人失其名。）后皆死巡之难。则巡死时同被戮之三十六人中，石承平等亦皆在内。今既尚有姓名在《巡传》，则巡、远庙内应增祀り在正位，又增祀石承平等在从祀班也。 ○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张士衡从刘轨思授《毛诗》、《周礼》，又从熊安生、刘焯受《礼记》，皆精究大义。当时受其业者推贾公彦，（《士衡传》）公彦撰《周礼义疏》五十卷、《仪礼义疏》四十卷。公彦子大隐，亦传其业。又有李玄植，从公彦授礼学，撰《三礼音义》行于世。（《公彦传》）王恭精三《礼》，别为义证，甚精博，盖文懿、文达皆当世大儒，每讲必遍举先儒义而畅恭所说。（《孔颖达传》）王玄感尝撰《礼记绳愆》，徐坚、刘知几等深叹赏之。（《玄感传》）王方庆尤精三《礼》，学者有所咨质，必究其微，门人次为《杂礼答问》。（《方庆传》）他如褚无量、韦、高仲舒、唐休、苏安恒皆精三《礼》，见各本传。今诸儒论著见于《新》、《旧书》者，如王方庆、张齐贤论每月皆告朔之说。（《旧 方庆传》、《新 齐贤传》）王玄感三年之丧以二十七月，张柬之以二十五月，一本郑康成说，一本王肃说也。（《旧 柬之传》、《新 元感传》）史元灿议三年五年之别。（《韦纟舀传》）朱子奢议七庙九庙之制。（《子奢传》）韦万石、沈伯仪、元万顷、范履冰等议郊丘明堂之配。（《沈伯仪传》）皆各有据依，不同剿说。其据以论列时政者，如卢履冰、元行冲论父在为母三年服之非，彭景直论陵庙日祭之非，康子元驳许敬宗先燔柴而后祭之非，黎干驳归崇敬请以景皇帝配天地之非，唐绍、蒋钦绪、褚无量驳祝钦明皇后助祭郊天之非，陈贞符论隐、章怀、懿德、节愍四太子庙四时祭享之非，皆见各本传。李风辨太微之神不可为天，见《萧德言传》。韦述议堂姨舅不宜服，见《韦纟舀传》。无不援引该博，证辨确切，可为千百世之准。其后元行冲奉诏，用魏征《类礼》列于经，与诸儒作疏，成五十篇，将立之学官，为张说所阻，行冲又著论辨之。大历中，尚有仲子陵、袁彝、韦彤、韦ぇ以礼名其家学。此可见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而非徒以炫博也。次则《汉书》之学，亦唐初人所竞尚。自隋时萧该精《汉书》，尝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该传》）包恺亦精《汉书》，世之为《汉书》学者，以萧、包二家为宗。（《恺传》）刘臻精于两《汉书》，人称为“《汉》圣”。（《臻传》）又有张冲撰《汉书音义》十二卷，于仲文撰《汉书刊繁》三十卷，是汉书之学，隋人已究心，及唐而益以考究为业。颜师古为太子承乾注《汉书》，解释详明，承乾表上之，太宗命编之秘阁。时人谓杜征南、颜秘书为左邱明、班孟坚忠臣。其叔游秦先撰《汉书决疑》，师古多取其义。此颜注《汉书》，至今奉为准的者也。（《师古传》）房玄龄以其文繁难省，又令敬播撮其要成四十卷，当时《汉书》之学大行。又有刘伯庄撰《汉书音义》二十卷。秦景通与弟皆精《汉书》，号大秦君、小秦君，当时治《汉书》者，非其指授以为无法。又有刘纳言，亦以《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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