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力量呢？问题真太多了！
胜利来了，不幸的我们是“惨胜”。一切都“惨”，研究工作不能例外。生活更是越来越艰难，大家仍然只能嚷着调整待遇，不能专心工作。少数的大学和研究机关，设备也许比抗战中好些，但是单单设备好些不成。何况还是设备贫乏的居多数！学生有公费，固然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在这动乱的局面里，还是不能安心读书。他们可要领导起人民来创造一个新中国！这和布里治曼说的领导并不相同。那似乎是专家独占的领导，这些青年人却是自己作为一般人民领导着。应该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知识或学术的态度。他们要的是什么知识呢？他们喜欢不喜欢学术空气呢？如上文提到的，他们大概不喜欢学术的空气；他们要的是行动的知识，而大学教育里却没有。他们热心于救国，觉得大学里给的知识远水不救近火，似乎大部分没用；可是他们是大学生，不学这些又学什么呢？他们就生活在这矛盾里。一方面战争老没个完，他们照着规定的学了，却比抗战前抗战中更看不到出路。这又是一个矛盾。十来年前上海早就有几位提出“学问无用论”，现在的大学生大概多多少少是觉得“学问无用”的。我知道有些高材的大学生最近或者放弃了学术投身到政治的潮流中去，或者徬徨不安，面对着现实的政治，不忍心钻到象牙塔或是象牙实验室中去。这真是我们学术的损失，然而实逼此，他们的心情是可以谅解的。
有些人说过这时代是第二回的战国时代。战国虽然是动乱时代，然而经济发展，有欣欣向荣之势，所以百家争鸣，学术极盛。照现时这“惨胜”的局面看，我们却想到了三国时代。《魏书·王肃传》斐松之注引鱼豢的《魏略》这么说：
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请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章无能习学，冬来春去，岁岁如是。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回试，度者未十。是以志学之士遂复陵迟，而末求浮虚者各竞逐也。……嗟夫！学术沉陨，乃至于是！
这些情形有些也描写了我们的时代，然而不尽同。我们并不至于“人怀苟且”，“竞逐”“浮虚”；那时学术的中心在一些家族，太学这是个避役所，我们的学术中心还在大学，这些社会化的大学还在起着领导作用。即使不幸动乱变成了混乱，大学暂时解体，但是相信和平一恢复，就会快快复员的。因为什么样的局面都需要大量的领导人的，训练班和专修科是不能供给这种领导人才的。像鱼氏描写的“学术沉陨”，我们相信不会到那地步。但是大学也得明白在这时代的地位和任务，不能一味的襞积细微，要能够“统其大义”，也就是“全体大用”。人们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或象牙实验室里，得正视现实的人生，在自己的岗位上促进新的发展，而这也才是做。这种新的学术空气虽然一时不能浓厚起来，却是流通的、澄清的，不至于使我们窒息而死于抱残守阙里。
1947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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